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做為政務官的三年三個月三天期間，我封筆不作，停止評論。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開始整頓二二八紀念館的管理制度時*，像打翻了一個蜂窩一樣，攻詰與批斗鋪天蓋地而來，語言激烈，聲勢兇猛，社論、評論、專欄、投書，在特定的報刊上一篇接著一篇出現(xiàn)，甚至結(jié)集出書，充滿了政治的黨同伐異。

　　這種斗爭的語言使我想起當年《野火集》所引來的國民黨報刊的集中圍剿，唯一的差異是，當年被國民黨指控為“獨派”，現(xiàn)在則被另一群人指控為“統(tǒng)派”。我不作聲，悶頭做事。但是當“龍應臺是文化希特勒”這樣的大字標題出現(xiàn)時，我開始問自己：這是不是已經(jīng)超過了文明社會應容忍的底線？龍應臺，你是不是應該把筆從“鞘”中拿出，把是非說個清楚？

　　精疲力盡回到官舍，總是午夜時分；
打開電視，又是唇槍舌戰(zhàn)煙硝滾滾，媒體記者臧否政治人物，學者專家論斷行政官員，行政官員反駁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品評天下事物，每一個人都在恣意行使他的權力。關掉。這樣張牙舞爪的權力，使我不安。

　　權力可生可死

　　要窺探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測量這個國家事務官聰慧和執(zhí)行力的程度。

　　每一種權力都有它本來的目的。政務官負責政策的擘劃，事務官負責政策的執(zhí)行，民意代表負責審查，媒體記者負責監(jiān)督，知識分子用知識和筆作時代的眼光。這五種人手里都掌握了一個東西，叫做權力，但是每一種權力作用不一。

　　政務官的權力在于理念的實踐，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為手中擁有權杖，全部都可以變成現(xiàn)實。在這個意義上，總統(tǒng)和縣市長都是政務官。他說，河邊應該有一個音樂廳，河邊就有一個音樂廳；
他說，古跡應該全面保存，古跡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說，鎖國開始，國家的大門就啞然關閉；
他說，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煙塵中轟然倒下。這種“點石成金”的權力是任何建樹的必要條件，但同時蘊藏著破壞和毀滅的能量。海珊（薩達姆）把國家?guī)У綔缤龅纳顪Y，布什（布什）把國家拓展成武裝的世界警長，都是這種權力的行使，它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事務官的權力在于執(zhí)法，政策和法規(guī)透過事務官的實際操作才發(fā)生效力。手中握著法規(guī)，他決定發(fā)不發(fā)給建筑執(zhí)照，通不通過環(huán)境評估；
他起草的公文、蓋下的印章，決定他所服務的社會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他是否聰慧，能活潑解釋死板的條文？他是否具執(zhí)行力，能貫徹政策的初衷？要窺探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測量這個國家事務官聰慧和執(zhí)行力的程度。事務官手中的權力行使適當，國家機器運轉(zhuǎn)順暢，就是國泰民安。事務官濫用權力，就成為荼毒生靈的惡吏。

　　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質(zhì)把關者

　　民意代表的權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么政務官不敢無識，事務官不敢無能，法規(guī)不容偏頗，施政不許懈怠。這樣的權力是為智者設計的。

　　司馬遷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約之勢”踐踏折磨，以至于讀書人“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袄簟敝吻迕髋c否，其實是國家禍福的指標。民意代表的權力，透過預算以及法案的審查，體現(xiàn)在對于官吏施政的監(jiān)督。預算編列符合不符合國家發(fā)展的需要，預算執(zhí)行符合不符合預算的編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現(xiàn)實，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沒有遠見，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須定奪的地方。他的權力不在于空談國是，漫天批判，而鎖在一個非常明確的焦點領域：檢驗政務官提出的施政藍圖，秋毫明察，錙銖必較。

　　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質(zhì)的把關者。民意代表如果失職，推出的法規(guī)制度可以禍國殃民，通過的施政預算可以勞民傷財；
民意代表如果濫權，官商可以需索無度，國事可以空轉(zhuǎn)虛耗。民意代表的權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么政務官不敢無識，事務官不敢無能，法規(guī)不容偏頗，施政不許懈怠。這樣的權力是為智者設計的。如果民意代表的監(jiān)督權力限制在一個小而關鍵的焦點－－預算和法案，那么媒體的權力領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談國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實的根據(jù)。

　　一個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體權力可以大到左右國家前途，形塑社會價值，決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輕而易舉地成就一個英雄或者毀掉一個偶像。這種權力被扭曲、被操縱的時候，就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基礎開始腐蝕的時候。真和假，是與非，崇高或可恥的標準一旦顛倒混淆，幾代人的努力都可能變成虛無，又要從零開始，可是誰不知道：不斷地從零開始是絕不可能累積成文明的。

　　知識分子依靠知識和見識取得指點江山的權力。知識使他懂得多，見識使他想得深看得遠，下筆如千軍萬馬，人們屏息傾聽。國家有難、局勢有變的時候，他的言論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燈，他的行為可以做為人們仰望的典范。在亂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與當權者抗衡較勁，比春秋長短。知識分子手中有筆，筆就是權力。當他的筆無法行使權力的時候，知識分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亂世危邦的客觀環(huán)境不許，還是自己的無知無能與墮落？

　　權大責小與責大權小

　　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
責大權小，培養(yǎng)推諉避過的事務官。

　　相較于廣大的平民百姓，政務官、事務官、民意代表、媒體記者、知識分子都是掌有權力的人。細究之下，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它可以興邦，可以覆邦，影響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來。掌權的人對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力－－權力的性質(zhì)、權力的界限、權力的責任－－是否深思過呢？

　　政務官該不該做事務官的工作？不應該，可是內(nèi)政部長硬是會帶著大批媒體記者親自挨家挨戶去臨檢居家隔離的人，一件基層事務官該做的事。而當政策執(zhí)行不力的時候，政務官又要指責是事務官失職。疫病席卷全國，總統(tǒng)、行政院長、部長等不停地在媒體前，義正辭嚴的，指責各層事務官的處理疏失－－口罩遺失、疫情謊報、設備不全、后援不足……為什么不指出，問題的根源在于五十年都沒建立起完善的基礎醫(yī)療體系以及科學的管理制度，以至于疾病一來潰不成軍，而基礎醫(yī)療體系和科學管理制度的建立難道是事務官的權力？政務官干什么去了？誰有權力，誰就要負責任；
誰的權力越大，誰就要負越大的責任。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
責大權小，培養(yǎng)推諉避過的事務官。

　　博物館館長可不可以開古董店？

　　知識分子可以進入官場取得實踐權，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場后行使言論權，但是同時要擁有兩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權力，是不誠實的。

　　民意代表該不該行使媒體的權力－－經(jīng)營媒體，或者在媒體主持政治節(jié)目？不可以。問題有兩重，一是球員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體的監(jiān)督對象，自己怎么監(jiān)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祿得自人民，所占的位子是謂公器，自己的工作時間、所搜集的資料、所得來的訊息、所聘用的人員，所過手的一張紙一枝筆一枚針，都應該百分之百用在預算和法案的審查上。任何一點點一絲絲因為公器而得來的用在與此公器無關的事情上，都是一種公器的私用與濫用。

　　博物館館長不能開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回避，是權力行使的前提。政務官該不該使用知識分子－－作家的權力？不應該。一旦“下�！背蔀檎�務官，就應該是各方檢驗批評的對象。政務官的舞臺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辯護應該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面享有施政實踐的權力，被批評時又想同時擁有知識分子的言論利器，豈不等于既是馳騁場上的球員，又要做吹哨子論斷成敗的裁判？

　　施政者掌有知識分子沒有的權力，就是使理念成真；
知識分子擁有施政者沒有的權力，就是對現(xiàn)實進行批判。知識分子可以進入官場取得實踐權，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場后行使言論權，但是同時要擁有兩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權力，是不誠實的。民主是責任政治，掌什么權力就負什么責任。政務官事務官有職責，民意代表、媒體、知識分子有言責，兩者各有所司，彼此制衡，不可混淆。我的筆，不能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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