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留學是痛苦的，既有智力上的痛苦，也有心靈上的痛苦。讓我先從第一種痛苦說起。

　　1987年夏天，在回答赴哈佛大學采訪的香港記者時，我曾說道：

　　最早我來到美國的時候，感到自己到這兒來是吃虧了。我念社會科學，語言非常重要。跑到美國來以后，自己原先在國內(nèi)的所有長處都變成了短處。簡直是“揚短避長”！感到很憋氣。由于在學業(yè)方面有很大的壓力，以至于想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看一些中文報刊的時間都沒有。真是主動跑到美國來受“洋罪”！

　　這是第一階段的感覺。當時認為真不應該來。來美國之前，我們對美國的研究生訓練要求不夠了解。在想像中，美國學生一定很懂得享受人生，喝喝酒，跳跳舞，談談戀愛，大概就是美國學生的生活了。

[1] 我在國內(nèi)的時候，已經(jīng)在上海復旦大學念過碩士。原本想，像我這樣的基礎來美國學習，雖有一定的因難，但不會太大。沒料到這個估計是樂觀過了頭。整個人被牽著鼻子轉(zhuǎn)，一點知識性的活動余地都沒有！我想很多到美國來念書的中國同學，都跟我差不多。事實上，我們能夠來，都算是在國內(nèi)千挑百選的，對自己很有自信心，不知道語言障礙竟是那樣大！

　　除語言問題外，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博士訓練大綱，要求很全面的，有它固定的計劃和編排，不能說你對什么感興趣就念什么�？墒窍裎疫@樣的人，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生活經(jīng)驗，專業(yè)方面有了一定的背景。想研究的問題，在來美國以前已基本形成。到美國來只是希望通過對世界有新的了解，找更好的方法，來研究一些我們早已思考著的問題。因此我不是新出校門的孩子，而是胸有成竹的青年知識分子。但在美國念博士課程，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計劃！得要滿足編制上的所有要求。

　　雖然很痛苦，可是為了面子問題，不敢回國去。真是做過河卒子，不能回頭！

　　簡單的一句話，使我在智力上歷經(jīng)痛苦的，就是在完完全全的英語環(huán)境中必須從頭到尾煎熬博士訓練的全過程。美國的研究生教育被稱為“美國在國際上最富有競爭力的產(chǎn)業(yè)”，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留學生。美國各大學的研究生訓練大綱各有特色，同一所大學里的不同學科也各不一樣，而且每一系科都根據(jù)本學科的發(fā)展趨勢時有改進。但是在那些以培養(yǎng)研究生為主的尖子大學(即“研究型大學”)里，同一學的訓練大綱卻有一些基本的相似點。試以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訓練大綱(80年代后半期的版本)為例。

　　第一項是修課方面的要求。不論你入學以前上過美國或外國的什么學校，得過什么學位，每個研究生必須至少修滿哈佛本校的12門“半學年”課程。所謂“半學年”課程是指那種分量最重的需要上半學年(即一個學期)的課程。每個學期學生必須修三門以上的課程，也就是說，在通常情況下，入學的頭兩年百分之百的時間為修課所占用。

　　在這12門課中，有8門必須是本系的課目，另外4門可以從其他系科選修。這樣就可以獲得一個比較好的知識結(jié)構。在八門社會學課程里，有四門是指定的，每個研究生都必須在第一年里通過。它們是“社會理論”(兩門)和“數(shù)量化社會學研究方法”及“非數(shù)量化社會分析方法”。兩門理論課使你“通”曉(而非“精”研)社會理論的起源、發(fā)展和基礎概念及基本流派。兩門方法課使你掌握社會研究與社會分析的最重要的方法和操作技能。

　　在第一學年結(jié)束的時候，按學校規(guī)定，給一年級研究生授課的教授們必須在一起“會診”，審查每個研究生的學習表現(xiàn)。給功課好的學生以書面表揚，給有困難的學生以改進的建議，給表現(xiàn)特別差的學生以termination(除名)。如果你在頭兩年里，以“B”以上的平均成績通過了12門課，你就過了第一大關。

　　第二項要求是“資格論文”(不同于為某一門課而寫的“學期論文”和以后的“學位論文”)。在第二學年結(jié)束時，每個研究生必須向系里呈交三篇論文。一篇是理論性質(zhì)的，兩篇是經(jīng)驗性質(zhì)的，以證明你基本掌握了社會研究和分析的思路及方法。

　　第三項要求是博士“資格大考”，通常在第二學年末或第三學年初舉行。它由四個步驟組成。首先，研究生提出自己將要集中研究的兩個分支領域(比如，我選擇的是“社會理論”和“社會發(fā)展／現(xiàn)代化”)， [2] 對每個領域呈交一個三頁的簡要說明并附帶重點閱讀書目，由三位至四位教授組成的考試委員會審定。若你的簡要說明合格，就會對如何閱讀、備考提出指導。第二步驟是研究生根據(jù)考試委員會的指導，在重點閱讀的基礎上，對每個選定的分支領域各寫出一份篇幅很長(30至40頁)的“陳述”(Statement)。在“陳述”中，對你所選定的分支領域里最重要的理論發(fā)展和方法發(fā)展提出綜合性的分析和評判，以證明你對構成該領域?qū)嵸|(zhì)的那些成就和問題有全面的了解和獨立的見解，對今后的專業(yè)方向和學術研究的突破口有明確的設想。第三步驟是提交一門課程的教學綱要，設想你自己在大學開一門課(比如是“社會發(fā)展／現(xiàn)代化”)，你怎樣確定該門課的目標(任務)?怎樣設計課程的結(jié)構和進度?怎樣列出這個領域里最重要的文獻?通過哪些方法引導、啟發(fā)、組織學生去思考、解決最重要的問題?要求研究生設計這種教學綱要的用意，是培養(yǎng)你作為高級教學人員的能力。第四個步驟就是考試本身。如果考試委員會審閱你的兩個“陳述”和一個“教學綱要”后，認為夠格，就舉行一次口試，用一系列問題試探你理解專業(yè)知識和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如果通過，就被承認為“博土候選人”，亦即承認你已經(jīng)具備作“博士論文”的資格。如果通不過，你有機會補考一次。補考不過，打發(fā)你滾蛋。

　　博士“資格大考”是研究生訓練過程中最難的關卡�？荚囍�前的緊張，可以使人達到一種半神經(jīng)質(zhì)的地步。因為人人都明白，這是系里篩選研究生的決定性一關。一試不過，雖然理論上可以補考，但留下的心理壓力，卻令人難以支撐。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研究生開玩笑地對我說：“如果誰第一次沒通過，他在系里的處境如同是被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那滋味可不好受！”資格大考通不過而自殺的極端事例，偶有所聞。至于在好的學校里通不過，被迫轉(zhuǎn)到差的學校去，則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當我把資格大考命名為“鬼門關”的時候，伙伴們一致鼓掌同意！

　　第四項要求是“學位論文計劃”。通過了博士資格大考，“博士候選人”必須立即提出一份計劃，說明“學位論文”的選題、研究方法、參考文獻和研究進展。審查這個計劃的，是一個由三位教授組成的委員會(與“博士資格大考委員會”不同)。審查通過，你就進入具體的收集材料和寫作的階段。

[3] 如果一審不過，你有第二次補救的機會。

　　第五項也是最后一項要求是“學位論文答辯”。答辯委員會由五位教授組成，其中至少一位是外系教授。論文審閱和答辯的評分有四等：“出色地通過”、“通過”、“需作小修改的有條件通過”、“失敗”。

　　美國的社會學博士訓練大綱中，數(shù)量化研究方法和技能占據(jù)了極重要的地位。社會學在歐洲與在美國受到大不一樣的傳統(tǒng)的影響。歐洲因其歷史悠久和人文氣息的厚重，社會學更靠近哲學和歷史學，注重歷史的、文化的、批判的、宏觀的、比較的思路和方法。美國新大陸的學術界則孕育于重科學、重技術、重經(jīng)驗、重實用的氣質(zhì)之中，社會學更靠近“硬”科學。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從西歐留學回到哈佛，他挾持而歸的是與美國傳統(tǒng)迥異的歐洲風格。

[4] 從30年代到70年代，帕森斯迂回摸索于哲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宗教學、心理學、人類學、控制論、信息論之間，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機能”分析架構。他的雄心勃勃、孜孜不倦、勤于探索、勇于綜合的氣魄，使得他竟然成功地把哈佛的三個系(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整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關系系，雄踞寶座多年。在這數(shù)十年里，一代一代的社會理論和文化分析大師從哈佛培養(yǎng)出來、輸送出去，造成注重文化批判和理論建構的風氣，如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金斯利·戴維斯(Kingsley Davis)、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reets)、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馬里恩·列維(Marion Levy)、尼爾·斯密爾撒(Neil Smelser)等等。

　　然而，自帕森斯逝世以后，美國社會學的主流就漸趨變化。建立野心勃勃的、龐大綜合的理論體系之努力愈益受到懷疑和批判，多數(shù)人的興趣轉(zhuǎn)向數(shù)量化、公理化和經(jīng)驗性的研究。而現(xiàn)代應用數(shù)學和電腦的發(fā)達，又給這種轉(zhuǎn)向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手段。這種轉(zhuǎn)向可以從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訓練大綱中窺見一斑。在早些時候，要求研究生掌握德文或法文，而現(xiàn)在這項要求變成了非約束性的，掌握數(shù)量化研究方法的要求則變成約束性的。

　　我對數(shù)量化研究方法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抽象地重視，具體地痛恨”。美國社會學界那種越來越推崇數(shù)量化研究方法的風氣，多少透露出極端實證主義的偏頗。但是，在美國文化背景下走得似乎過遠的這股風潮，對中國社會科學風氣倒是一貼極合適的瀉藥和清醒劑。我國自古以來的思維傳統(tǒng)，一直是以混合、模糊、抽象、空泛而見長。在極左思潮統(tǒng)治的年代里，社會科學更是蛻變成了空話、廢話和假話之集大成。這幾年來雖然有重大轉(zhuǎn)機和進步，虛浮的成分仍然很多。讓極端強調(diào)經(jīng)驗、事實、數(shù)據(jù)、客觀檢驗技巧的實證主義風潮沖擊沖擊，正好可以把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淤積不化的玄想思辨之痼疾化解“瀉”去，使我們在構筑“體系”、提出見解、討論問題時，越來越少些虛浮的水分和熱氣，越來越多些冷靜和求實。

　　盡管從理論上我如此地重視數(shù)量化、經(jīng)驗性的研究方法，每遇到選擇這些方法作為日后的專業(yè)方向的中國留學生，總是在一邊加油鼓氣，我自己卻不愿意選擇這個專業(yè)方向。由于從小喜歡文學，后來又研讀哲學(其間讀了三年機械工程，只是增加了我對該專業(yè)的痛恨)，我的思路更親近歐洲社會學的傳統(tǒng)�？墒�，盡管你沒有選擇數(shù)量化方法作為日后的專業(yè)方向，美國的博士訓練進程卻容不得你繞道而行。所有的研究生都要通過至少兩門的“經(jīng)驗研究”和“數(shù)量化方法”的必修課，一次不及格的要重修，兩次不及格的就要被掃地出門。我來美國學習，至少一半的時間和精力用在這些課上。在匹茲堡大學的那一年里，我修了“社會研究的實踐”和“社會統(tǒng)計學”。在哈佛大學的第一年里，我修了“美國社會：經(jīng)驗研究方法”和“數(shù)量化研究方法”。每當我坐在電腦終端機前面，建模型、調(diào)數(shù)據(jù)、逐步檢驗、重建模型，經(jīng)常弄得徹夜不能上床睡覺的時候，心中總是充滿了忿忿不平!“我選定的是宏觀的文化比較的社會理論，今后一輩子都不會去做經(jīng)驗研究，為什么把我活活綁在這里?!”心中即便怒氣激蕩，功課還是照樣要做(萬幸的是教授對我的成績很滿意，寬恕了我的抱怨)。

　　我說我對數(shù)量化研究方法是“抽象地重視，具體地痛恨”，沒有說錯吧? [5]

　　雖然被迫修很多的經(jīng)驗研究和數(shù)量化方法的課使我常有浪費大好精力之感，但畢竟只是多費點時間而已，通過了也就萬事大吉了。使我承受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的，乃是語言!出國之前，自學了一點英語，能夠以慢得驚人的速度閱讀中等難度的專業(yè)文獻。但聽力不行，說和寫就更不行了。一進入美國的博士研究生班，每學期要修三門課，每門課要閱讀至少15本以上的專著。也就是說，至少每周要閱讀四厚本。要完成這樣的閱讀量，英文的閱讀速度必須是每小時30頁以上。而我當時至多每小時只能讀4頁左右。每門課至少要作一次報告，在30分鐘左右的時間里對一本重要著作提出簡明的總結(jié)和要害的問題。有的課要交一篇三十頁左右的論文，有的課要交三篇短論文。如果說閱讀任務就已經(jīng)快要了你的命的話，寫論文就更可怕了!每一個句子都是痛苦的！就好像從干癟的乳房里硬要擠出奶汁來。擠不出奶汁，就只能擠出血滴來!除了論文和報告以外，美國教授研究生的評分還部分地依賴于你在課堂上參與討論的表現(xiàn)。

　　請設想一下，如果你因閱讀速度限制，只能完成很小一部分的閱讀任務；
你像擠血滴一樣榨出來的論文，美國教授不大看得明白；
你的報告人家不太聽得懂；
你的結(jié)結(jié)巴巴的口語使你很難介入討論和爭辯；
而最糟糕的是，教授和美國同學的講話、問題，你只能猜懂其中極小的一部分。

[6] 你滿腹的知識、滿腦子的見解、滿腔的激情和豪氣，統(tǒng)統(tǒng)都被語言這把大“鎖”鎖住出不來。能吐出來的那一點點，在量上和質(zhì)上都使你汗顏。請問，在這種情況下，你能干什么?你會想什么?

　　這恰恰就是我剛來美國時的狀況！ [7]

　　在那最初半年多的時間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就像傻子一樣從早到晚地釘在凳子上，艱難地一行一行地閱讀，艱難地一個詞—個詞地擠論文，忍受著眾目睽睽之下講不清意見的窘困和羞辱，在被提問時因聽不懂問題而無從對答，緊張地甚至半帶恐懼地等待著交論文或考試的日期的逼近。這時候你的心不由自主地被一種巨大的磁力吸向有關祖國的一切：那對你而言如魚得水般的文化氛圍!那與你血肉關聯(lián)的人和事！在眾人熱切期待的氣氛中，用你的出口成章的母語抒發(fā)一家之言，令滿座頓起爭執(zhí)，是多么地過癮！伏在案上用你的運用自如的文字縱筆疾書，不日便可得知來自四方的貶褒抑揚，是多么地痛快！呵，祖國！我生于斯、長于斯、活動于斯、實現(xiàn)于斯的那片國土呵，我心里是多么痛疼地思念著你！國家恰逢百廢待舉，自己正值創(chuàng)造盛年，這正是施展身手報效國人的大好時候，何苦來到異邦，受這窩囊氣?！初來美時，每日被這些念頭所折磨，常常凌晨從夢中凄然而醒，兩絲清淚，一襲濕枕。

　　我曾經(jīng)多次跟伙伴們講，學成歸國以后，我一定要把在美國留學的經(jīng)歷寫出來，一無保留地寫出！我告訴他們，連書名都已經(jīng)想好了。

　　“什么書名?《海外學子》?”

　　“不。《談何容易》�！�

　　盡管吃過這么多苦，但這“智力上的痛苦”并沒有白吃，確實有很多收獲，最大的收獲來自丹尼爾·貝爾教授 [8] 的指導。他的授課方式極具特色。1985年6月，在接到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后，不久，所有的新研究生都收到貝爾的一封信，信中他首先列出他的“社會理論”必修課的六大架構：

　　1．社會理論的哲學基礎：探究(inquiry)的性質(zhì)，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性質(zhì)，關于真理的理論，關于參照系(reference)的理論；

　　2．社會理論的發(fā)展；

　　3．當代社會學流派；

　　4．社會科學諸學科的個別特征；

　　5．比較社會結(jié)構；

　　6．社會理論的主要概念。

　　然后他進一步列出所要討論的五個主要問題：

　　1．“知者與被知者”：一個人如何知道他所知的是什么?人怎樣證實他所知的?是否存在“客觀的知識”?概念架構(conceptual scheme)的性質(zhì)是什么?是否可能把“事實”與“價值”區(qū)別開來?“解釋”(explanation)的性質(zhì)是什么?什么是“理論”?

　　2．“質(zhì)與量”：對于知識來說，引進“有些東西是能夠被度量的，有些不能”這一觀念意味著什么?是否存在著這樣一些人類經(jīng)驗，它們不能被數(shù)量化或至少不能被分等評級?

　　3．“社會的還是單獨的?”人的本性是社會的抑或單獨的?若是社會的，個人主義的意義是什么?若從個性(personal indensity)上說，人是單獨的，那么，這是一種“虛構”呢，抑或是一個社會學的和心理學的事實?

　　4．“自然和社會”：自然里是否有“隱而不顯的秩序”?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嗎?如果社會不是源于自然或自然的需要，還存在著哪些其他的源泉?

　　5．“歷史學與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各自的局限性是什么?各自處于抽象的哪一級層次上?社會學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種“理論的”(即封閉的)體系?要么，存在著的是某種關系“發(fā)生事態(tài)”(emergence)的原則，這種原則植根于歷史意識之中?社會學中是否可能有因果理論?抑或因果解釋只能限于歷史學中?因此之故，社會學主要是限于“意義”和“闡釋”(interpretation)? [9]

　　在這些問題之后，貝爾給我們開出了27本書，從蘇格拉底的古希臘哲學到當代實證主義和科學哲學，從經(jīng)濟學通論到歷史學概論。用意很明確：雖然離新學年開學還有三個月，你們不要指望歡度暑假了!

　　貝爾雖然非常權威，卻并不獨斷。在同一封信里，他對我們提出的最后一個要求是：“我已經(jīng)概略地表明了我所想像的社會理論的架構和主題，你對此有什么反響?請來信列出你所希望增加的討論主題和疑問，并請列出相應的書目。”

　　我回信提出了兩個主題(西方社會科學中關于非西方社會演化的話種理論；
革命與宗教)，但我并沒有增列很多書目。27本已足夠要人的小命了！我揣想其他同學大概也是這么做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當轉(zhuǎn)到哈佛的時候，我已經(jīng)度過了我留學生涯中最可怕的階段。語言上有了進步，加上我喜好辯論的天性，美國人很買賬。對美國研究生的訓練過程我也已經(jīng)有了一點粗淺的概念。

[10] 此外，貝爾所開列的書中，有一部分我已在國內(nèi)讀過中譯本，所以表現(xiàn)頗佳。學期結(jié)束，我在電梯口遇到貝爾教授，他很高興地拍拍我的肩膀，連用三個“Very 　Good”夸獎了我的學期論文。我知道這一關過了!

　　我“斗膽”請求他擔任我的博士學位指導教授， [11] 欣然應允。由這時候起，開始了我們之間不同尋常的師生之交。

　　1986年夏，貝爾把我喊到他家，對我說：“你在哈佛的第一學年已經(jīng)結(jié)束。從九月份開始的第二學年，我想對你做點特別的事。你來自一個自成體系的、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你現(xiàn)在所學的西方社會科學，它的全套假設和概念架構，或隱或顯地，都是根源于西方社會在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過程中涌現(xiàn)的問題和萌生的展望。不學西方社會科學是愚蠢的，因為它對非西方社會有強而有力的啟發(fā)價值。但不能終止于這一步。下一學年共有24周，根據(jù)你對自己國家的社會和文化的了解，再對比于你所學的西方社會理論架構，你擬定出對非西方社會的現(xiàn)代化最關鍵的12個問題來。我們每兩周討論一個問題，每次兩個小時。在討論之前，我針對那個問題指定你讀幾本書，你把你的思考寫成一篇簡要的論文給我看。這樣，我倆在討論時就有充分的內(nèi)容。經(jīng)過討論，對問題有了更深入一層的理解，我再列出相關的著作，作為你今后長期研究的參考�！�

　　就這樣，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上午十點，我走進“弗朗西斯路65號”那幢綠樹遮蔽的紅磚樓里。他，一位年近七十、名播宇內(nèi)的學者，無償?shù)赜盟�的周末休息時間，向一個來自萬里開外的中國學生諄諄教導。須知，這是在“時間就是金錢”的美國，而他又是那樣的繁忙！經(jīng)常，在我到達他門口時，他正在二樓書房里埋頭寫作。聽見門鈴聲，便擱下手中的筆。有時他正在接受知名的美國或外國學者、記者的采訪，我一到，他便匆匆結(jié)束那邊的談話。為了節(jié)省我的精力，他不但給我開好閱讀書目，而且讓他的秘書把這些書從他的私人圖書館里找出來，給我預備好。有時他干脆把他的私人藏書送給我。

　　我把這些情景跟我的朋友們講，大多數(shù)美國人的第一個反應是感慨地一嘆“Unbelievable ！”(“真叫人難以相信！)少數(shù)學過中國歷史的美國人說：“這倒很像你們中國傳統(tǒng)中的師道�！敝袊�同學則往往開玩笑地說：“你是他最得意的關門弟子， [12] 當然要倍加關照。老先生想把一生功夫悉數(shù)傳給你哩!”

　　我內(nèi)心里知道為什么他這樣待我。他關切中國。他的關切不是來自專業(yè)上的需要：他并不研究中國問題，他不懂中文。他的關切也不是來自外交斗爭的考慮：他并不感興趣于政客們經(jīng)常談論的打“中國牌”以對付蘇聯(lián)。他的關切純粹來自一位富于人道主義胸懷的大學者對具有五千年歷史、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人民的真摯同情，對這個歷經(jīng)磨難的偉大民族之復興的禱愿和期待。

　　一天，在早餐以后，我們坐在火爐邊交談，他突然問道：

　　“丁先生，在人類歷史上，有哪兩個民族久經(jīng)磨難而又能奇跡般地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主要靠的就是一種對偉大文化傳統(tǒng)的記憶?”

　　“一個是猶太民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傲硪粋�是……”我覺得我應該謙虛一下。

　　“另一個是中華民族。”

　　他是猶太人，我是中國人。一時我倆都停止了說話，定定地望著火爐不出聲。

　　他的父母是來自東歐的移民，家里很窮。他告訴我，在他人歲之前，從不知道廁所里應該有手紙。

　　“我如果在中國，可以自豪地說，我的家庭出身是道道地地的無產(chǎn)階級�！彼麕状涡χ�說。

　　第一次應邀去他家吃飯，在他們?nèi)�家都已吃完的時候，我還在忙著盤子里剩下的那一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道一聲歉。

　　“別不好意思，丁先生。跟我們家人在一起吃飯，你是趕不上速度的�！�

　　看出我臉上有幾分困惑，他趕忙解釋：“我們家人都是在食物不充足的環(huán)境下長大的，每個人在餐桌上都要抓緊速度，不然別人就會替你代勞。”

　　在這樣的導師面前，你能不竭盡全力?與其說被一種求知欲所驅(qū)使，更不如說被一種道德感所催動。雖然在接受貝爾的私下教授的同時，我還要上其他的課；
雖然單單為了同他的討論，我每兩周要完成10至35頁的一篇論文；
雖然我常常累到兩眼發(fā)紅、臉上發(fā)青、腳下發(fā)飄，內(nèi)心里仍然有一個沉重的聲音在向自己喝令：“蒼天在上，你不可懈��！”

　　當智力上的痛苦隨著在美國學習時間的增加而遞減的同時，心靈上的痛苦卻隨之而加深。這第二種痛苦更加令人不得安枕。

　　美國是個最國際化的國家，什么地方的人你都可以遇到，什么地方的商品你都可以見到，什么地方的情況你都可以知道。在這樣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國家，世界上各個民族和地區(qū)都在通過經(jīng)濟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輸出而相互較量。在這里，你最能生動入微地體察到你的祖國在“千帆紛飛、萬船競發(fā)”的國際競爭中的名次、位置。如果說當你身在國內(nèi)的時候，“民族榮譽”、“愛國主義”僅僅是抽象的概念，那么，當你置身于美國的時候，它們就變成非常具體的見、聞、觸、感。如果你的心尚沒有冷到木然，你無法擺脫掉那種時時被刺傷的感覺的。

　　讓我先引幾段國內(nèi)報刊上的言論。1988年春，在采訪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xié)會議的三代知識分子時，《人民日報》刊載道：

　　百年前一個寧靜的夜，槍炮聲敲碎了古老的夢。

　　中國人睜開睡眼，痛苦地發(fā)現(xiàn)：祖國處在落后與危難之中！從此，救國圖強成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生命的火炬�！拔易詸M刀向天笑”的悲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赤誠……然而，當我們再度睜眼看世界的時候，不得不又一次痛苦地承認一個現(xiàn)實：中國還沒有擺脫經(jīng)濟落后的處境！……

　　今年春節(jié)前夕，上海最有影響的報紙的一篇報道在知識界引起震動。那是一聲警鐘：多種統(tǒng)計表明，我國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還在繼續(xù)拉大，甚至跟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比，也有落后的趨勢。

　　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chǎn)總值占世界份額是百分之四點七，而1980年下降到百分之二點五；

　　1960年，我國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與日本相當，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至1985年下降到五分之一；

　　1960年，美國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超過我國四千六百億美元，而1985年超出額達到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當這些我早已熟悉的數(shù)字和事實從太平洋彼岸傳到這兒來的時候，我的心上仍然有被鞭笞的感覺。祖國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如果你們只是從報紙上讀到這些刺人的數(shù)字，我們可是每天都生活在這樣刺人的現(xiàn)實之中！

　　隨手揀幾個例子。

[13]

　　在美國的公路上，到處飛奔的是日本的汽車。在美國的商店里，最好的照相機、錄影機、電視機、電子打字機、音響系統(tǒng)，一片皆是日本貨。日本投資正以駭人的速度和規(guī)模涌向美國，買公司買工廠，買紐約最昂貴的“寸土寸金”地段的高樓大廈，買加利福尼亞四季如春地帶的大片房地產(chǎn)。到1995年，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總額達到一萬億美元，相當于現(xiàn)在中國(內(nèi)地)全年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三倍！現(xiàn)在，全世界最大的十家銀行中，五家是日本銀行，全世界最大的富翁是日本人，全世界最有效的經(jīng)濟是日本經(jīng)濟……

　　隨著日本向更高級的技術進軍，臺灣、新加坡、香港、韓國接過原先日本人撤離留下的地盤�，F(xiàn)在韓國的“現(xiàn)代”牌小汽車大量搶占美國的經(jīng)濟車市場，韓國的造船業(yè)已位于世界第一、第二，其鋼鐵工業(yè)已名列前茅。在中檔的電器、服裝業(yè)、小型電腦等方面，臺、港、新、韓國“四小龍”幾乎已經(jīng)霸占了美國市場。

　　只有中國內(nèi)地人口百分之十、領土面積百分之四的日本，在今日世界出口市場上所占的份額是10.5％，略低于美國的11％，是中國內(nèi)地(1.8％)的六倍。韓國的人口是中國內(nèi)地人口的百分之四、土地面積是百分之一，它在世界出口市場的份額是1.9％。臺灣省的人口和土地只及韓國的一半，在世界出口市場上所占的份額與韓國一樣大。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的新加坡，其份額是1.2％，五百萬人口的香港，其份額也是1.8％。

　　就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來看，日本是一萬九千美元，新加坡是七千五百美元，臺灣是六千一百美元，香港是五千一百美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韓國是二千四百美元。

[14] 我們大約是三百多美元(如果按照另一種更新的折算對比方式，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大約是六百多美元)。

　　在國際學術界，從1970年以來，關于“東亞經(jīng)濟奇跡”的討論愈趨熾熱�，F(xiàn)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的馬若德教授以強有力的形式表述了“東亞工業(yè)文明”迅速崛起的世界歷史性意義。

[15]

　　自從工業(yè)革命發(fā)動以來的二百年間，西方一直主導春世界。今天這個主導地位受到了威脅。威脅不是來自俄國人，他們至少在部分上仍是西方傳統(tǒng)的后裔。威脅也不是來自阿拉伯人；
當沙漠變成越來越干燥的時候，他們對西方的壓力就會減弱。威脅根本地是來自那些承繼了儒教文化的東亞人，迄今為止，只有他們才對歐美文明提出了真正的經(jīng)濟、政治和軍事上的挑戰(zhàn)。

　　在漫長的歲月里，從中原文化吮吸了寶貴養(yǎng)分的東亞地區(qū)，現(xiàn)在崛起了！它們以比西方更有效的工業(yè)化方式在給西方、給整個世界上課!今天，發(fā)達的西方工業(yè)化國家瞄準著日本。著手改革自己的產(chǎn)業(yè)政策和結(jié)構。發(fā)展中國家則半帶羨慕、半帶妒忌地以臺、港、新、韓這“四小龍”為鏡子，反省自己的發(fā)展問題。須知，今天連歐美發(fā)達國家的貿(mào)易市場都開始對“四小龍”心存幾分畏懼了！

　　對東亞工業(yè)文明的異軍突起，我們有理由感到驕傲：這些奇跡的創(chuàng)造者許多就是炎黃子孫。那些不是炎黃子孫的，也是中華文明昔日的學生。

　　但是，我們更有理由、更有一萬個理由感到焦慮、感到羞愧、感到危機迫面！“邊陲”發(fā)達起來了，“中心”呢?！昔日的“蠻夷”遙遙領先了，“泱泱大國”呢?！

　　在許多次的會議和非正式的討論之后，在許多次的家宴之余，在許多次的路邊漫步中間、馬若德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我談及到這個沉重的主題。我沉重，他也沉重。我感沉重合乎自然，他感沉重也頗有淵源。

　　他出身于英國的名門望族，父親因為在亞洲和聯(lián)合國的長期服務而被英國王室封為“大不列顛帝國高級勛位爵土”。這位顯赫貴族的獨生子自己后來成了民主社會主義者。1957年，年僅29歲的他創(chuàng)辦了國際權威學術雜志《中國季刊》。當了5年的英國工黨議員和數(shù)屆高級文官之后，他請求“解甲歸田”，重返他所摯愛的學術領域——國際事務研究，特別是現(xiàn)代中國的發(fā)展研究。當中國的改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矚目，當代中國研究成為一個學術重點的時候，他被聘任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這兒是他青年時代求學的地方。由于他曾隨“美國漢學之父”、大歷史學家費正清研讀歷史，馬若德對現(xiàn)代中國問題的觀察總是蘊含一種強烈的歷史感�！爸腥A文明的過去太光榮了!在兩千年的漫長時間里，它一直是以文化中心的尊嚴地位教導、開化著它的周圍，讓這樣一種文明突然折腰向別的文明學習，不能不是一個異常痛苦和困難的過程。”他說這話的時候，也許帶有特別的感慨。他的祖國也曾經(jīng)領工業(yè)革命之風騷，以“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強盛于世許多年！現(xiàn)在相對衰落了，衰落于被稱為“英國病”的種種歷史積習。

　　也許是因為出生自一個在亞洲度過漫長歲月的家庭，馬若德對中華文化抱有一種由衷的尊敬。近代中華民族蒙受的苦難深深地烙在他的腦海里，使他對中國人民的命運寄予著真切的同情。然而，和有些西方學者不同，馬若德對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敬意并不是不加分析的：他深知這一傳統(tǒng)的局限性。他對中國復興的希冀也不是盲目樂觀的；
他了解其間的難關和羈絆。但他仍真誠地期望著中國好起來。在他那篇極有影響的文章里，他寫道：

　　如果在往后的幾十年里，四個現(xiàn)代化的政策能夠成功地使中國得到轉(zhuǎn)變，那么，一個經(jīng)濟強力中心將會在東亞興起。相對于這個中心，韓國和新加坡的經(jīng)濟奇跡不過是太陽面前的日光暈而已。

[16]

　　但是，這里的關鍵是怎樣把“如果”變成“現(xiàn)實”。沒有一種緊迫的、強烈的、上下一致的國民共識——首要地是危機意識——這個轉(zhuǎn)變是不可能克積習、越難關而完成的。“危 機”(crisis)是個翻譯詞，其本義是十字路口、關鍵時刻、作出重大抉擇的關頭。惟有首先具備強烈的危機意識，一個民族才會明白自己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此刻置身何處?強手占據(jù)何方?應該朝什么方向進步才能扭轉(zhuǎn)劣勢、謀生存、圖發(fā)展?一位華人學者結(jié)合新加坡的經(jīng)驗，給“危機意識”作了極好的闡釋。他寫道，如果只看到新加坡的經(jīng)濟成就、生活素質(zhì)之進步，新加坡人是無須有危機意識的，一切似乎都是欣欣向榮！但是，新加坡真的沒有任何危機嗎?

　　如果將危機解釋為迫在眉睫的禍害，新加坡確是沒有危機。然而，這并非危機的真正意義。危機的“機”，應解釋為“機由”、“機鋒”或“機始”；
所謂“天機不可泄漏”，危機應指不易表面觀察的危險。惟其不易覺察，人們才需要有“危機意識”，此即對于未來——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所可能發(fā)生的危害，有所警惕，從而研擬對策，把握時機，從容實施，以消弭禍害于無形。這應該是所謂“危機意識”的真正意義和作用。否則，僅指對于當前燃眉之急的覺察，這是每個人或生物都具有的本能，何足珍貴。

[17]

　　一言以蔽之，“危機意識”是對潛在的危險的敏銳覺察和充分估計。因此，“危機意識”產(chǎn)生的是遠見卓識。

　　以危機意識來刺激各級官員廣開思路、高瞻遠矚、如履薄冰和如臨深淵般地制定和執(zhí)行發(fā)展戰(zhàn)略，以危機意識來鞭策全體國民勤勉奮發(fā)、自強不息的，首推日本。以《日本名列第一》猛擊昏昏欲睡、自滿自大的美國，終年不息地奔走呼號要西方學日本的著名學者傅高義， [18] 在哈佛大學開設了一門“核心課程”——“工業(yè)化的東亞”，開宗明義第一課就是：“日本人的強化的危機意識和對這種意識的充分利用”。他說：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封關鎖國。把日本人從這種狀態(tài)中震醒的，是中英鴉片之戰(zhàn)。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天下第一大國，但是這個龐然大國竟然被萬里之外的小英國所打敗!對這個事態(tài)的反省促使了現(xiàn)代日本的興起。所以，日本不是等到自己親身被西方打敗后才開始革新圖強的現(xiàn)代化努力的，中國敗于英國對日本來說已經(jīng)是足夠嚴峻的一課了！所以，當大清帝國還在那里就要不要學西洋、如何學西洋爭執(zhí)不休的時候，日本人已經(jīng)緊張萬分地意識到，他們面前沒有什么剩余的時間了。大敵臨頭，不變而亡！

　　日本人的這種憂患意識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不減�！半m然經(jīng)濟實力已高居世界第二，日本人卻愛用‘小兔子’、‘膽小害羞的洞穴人’、‘脆弱的花朵’來形容自己�！� [19] 在保持全體官員和民眾的憂患感和危機意識方面，日本的新聞界首當其沖。日本最大的通訊社共同社的社長特別助理石原榮夫說：“傳播工作者對環(huán)境的改變必須具有高度敏感度，一旦遇到情況，就要負起為社會敲鐘的責任”。

[20] “像是帶點神經(jīng)質(zhì)的敲鐘人，看見冒煙，就大叫失火了，快去救火。日本的大眾傳播常常利用危機感來刺激國民團結(jié)，努力工作”。這是一位旅日多年的觀察家的絕妙比喻，這個觀察得到工商界人士的證實。日本President(《董事長、總經(jīng)理》)雜志總編輯承認，“日本企業(yè)界領袖對未來有恐懼感，媒介率先喊出來，可以使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難關�！泵咳招侣勆绲囊撂俟鈴�為日本輿論界強化“危機意識”的功用作了最好的注腳，他說：“資源缺乏就是日本唯一的國家資源�！币驗閷�資源缺乏的持續(xù)不斷的呼叫促使日本人以發(fā)展教育、追求智力優(yōu)勢來彌補本國的“先天性不足”。亡于安然，生于憂患。在強烈的憂患感和危機意識的逼迫下，人就會四處尋找有效的方法來強壯自己，抵御不測�！叭毡究偱卤粍e人侵略，但要獨立，就非得有一樣強的東西”，《日經(jīng)周刊》的副總編輯野村說�！耙�贏別人，就要學別人比我們強的地方”。

[21] 這是以狹小貧瘠的土地贏得經(jīng)濟超級大國地位的民族的秘訣。

　　因此，我們中國人特別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愛國主義：它的前提是清醒；
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
清醒地明了自己落后在哪里、已經(jīng)落后到何種程度；
清理地了解強敵的優(yōu)勢和實力。愛自己的祖國不愛到無知和熱昏的地步，恨敵人恨對手不恨到拒絕學習對方長處的地步。處于優(yōu)勢時不樂觀。處于劣勢時不絕望。

　　我把這稱作“成熟的愛國主義”，以區(qū)別于那種“盲目的愛國主義”�！懊つ康膼蹏�主義”建立在“無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敵之長、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談論敵之長、我之短。這種愛國主義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與強手交鋒前，文過飾非、“老子天下第一”；
一旦被迫睜開了眼睛、看清了現(xiàn)實，就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我們不要盲目的愛國主義。如果愛國激情只能靠無知去維持，這種愛國主義是沒有意義的。此種“愛國主義”我們見得多了。

　　我們需要成熟的愛國主義。我們這一代在社會情緒方面應該成熟起來了。

　　蘇格拉底曾被他深深摯愛著的祖邦雅典所誤解。在回答某些同胞對他的知識活動的指責時，蘇格拉底把祖邦雅典比喻作牛，把自己喻為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拔业穆氊煴闶且�不斷地刺激它以使這頭高貴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

　　集良知與熱血于一身、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應該是高貴的牛身上的忠誠的刺虻。

　　1988年初夏于人去樓空的哈佛園

　　原載于《從“新馬”到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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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后美國朋友告訴我，我對美國學生生活的想像，適合于學院本科生，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研究生可沒有這個福氣。

　　[2] 社會學的分支領域通常是指：社會理論、數(shù)量化模型、城市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組織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科學技術社會學、醫(yī)學社會學、職業(yè)社會學、知識社會學、文化社會學、革命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離異和控制、家庭和血緣關系社會學、社會分層、社會政策、人口學、集團行為、比較社會結(jié)構、社會發(fā)展／現(xiàn)代化。

　　[3] 與此同時，博士候選人必須花費大量時間當助教或助研以維持生活。這種方式雖然使研究生立即進入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前沿，卻也使博士訓練的進程比較長。

　　[4] 帕森斯的文風之艱難晦澀是出了名的。他雖然是美國出生和成長，但寫出來的英文卻不像是英文。美國學者們經(jīng)常開玩笑，說他們讀帕森斯的著作，腦子里第一步是把他的德文似的英文“翻譯”成正常的學術英文，第二步是把這些正常的學術英文語句“翻譯”成日常生活里的英語。任何“翻譯”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你都理解不了帕森斯。

　　[5] 事隔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對這一點已經(jīng)有了一些不同的感受。因為過去這些年里，我做的經(jīng)驗研究常用得著數(shù)學的和技術的工具。(筆者1999年尾附注)

　　[6] 很多中國同學告訴我，來美國后，第一次教授布置考試時，聽不懂，結(jié)果連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以什么方式考什么內(nèi)容都糊里糊涂

　　[7] 開始的時候，我以為這些只是我一個人的“特色”，后來許多中國同學乃至其他一些非英語國家來的留學生，都這么訴苦。很多人不公開訴苦是出于愛面子。

　　[8] 1987年秋，一家中國出版社來信征求貝爾的簡歷，以作為《社會科學人名辭典》的條目。我遵囑把英文版的《名人大辭典》上的條目譯成中文。此處附錄如下：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思想家和社會科學界的活動家。1938年畢業(yè)于紐約市立學院，獲科學學士學位，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1945—48年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助理教授；
1952—58年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講師，1958—69年任該校社會學教授；
1969年以后一直任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
1980年起享有該�！案Ｌ厣鐣�科學講座教授”名銜；
1987—88年期間赴英國劍橋大學主持“庇特榮譽教授講座”。除了在這些著名的大學任教外，貝爾同時參與幾家重要刊物的編輯工作。1939—41年任《新領袖》(The New Leader)雜志撰稿人，自1941年起一直任其總編輯；
1945—58年任《財富》(Fortune)雜志常務編輯；
創(chuàng)立《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雜志并擔任它的出版委員會主席；
現(xiàn)在是美國文理科學院機關刊物《戴達羅斯》(Daedalus)編委。貝爾在社會科學界的活動涉及非常廣泛。1964—66年任“美國總統(tǒng)的技術、自動化和經(jīng)濟進展委員會”委員；
1966—68年任美國“社會指標委員會”兩主席之一；
1966—74年任美國文理科學院副院長和該院“2000年委員會”主席；
1976—79年任國際經(jīng)濟合作和發(fā)展組織(O．E．C．D．)的美國代表；
1980年起任“美國總統(tǒng)八十年代議程委員會”委員和該委員會有關能源和資源的小組委員會主席；
現(xiàn)在擔任美國“全國電腦和電信通訊研究理事會”委員、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董事、“對外關系委員會”和“世紀協(xié)會”委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貝爾的著作包括：《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Marxian Socia1ism in the U．S．)[1952]、《新美國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1955〕、《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The End of ldeology)[1960]、《激進的右派》(The Radical Right)[1963]、《普通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1966〕、《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 Year)[1968]、《對抗》(Confrontation)[19693、《今日資本主義》(Capitalism Today)[1971]、《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社會科學》(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1979—80]、《曲徑》(The Winding Passage)[1980]。貝爾的第一個研究主題是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在這個領城里，他一反數(shù)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整體論現(xiàn)點，主張在分析的意義上，應該把社會看作由技術—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所組成。這三方面不是被單個原則所統(tǒng)攝，而是各有自身的運作原則和變化節(jié)奏，現(xiàn)代社會內(nèi)部的矛盾和張力就是因此而產(chǎn)生的。貝爾的第二個研究主題是社會變遷，焦點集中在技術和文化上。因為技術是社會變遷的動力源之一，而文化則關涉變遷的意義和精神世界的闡釋。這兩大焦點典型地體現(xiàn)在貝爾的兩部代表作中，《工業(yè)化后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前書論證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首先是美國)正在走向工業(yè)化后社會，其根本特征是理論科學和知識處于中心地位。后者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風尚越來越同資本主義的技術—經(jīng)濟活動原則發(fā)生沖突，這個為資本主義本身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也許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解體。貝爾因其多方面的學術活動，1980年被推選為“對美國社會和文化影響最大的當代十大知識精英”之首。

　　[9] 關于“因果”對“意義”(causality vs． meaning)、“解釋”對“闡釋”(explanation vs． interpretation)這兩對概念在西方哲學中的艱澀含義，參見我在《韋伯的世界文明比較研究導論》一文中的討論，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

　　[10] 我要永遠感謝在匹茲堡大學學習的那一年！我?guī)е鴮πｉL波士瓦博士感激的心情進了他的大學，我懷著更加感激的心情告別了他的大學。他對中國的那份摯情厚誼，會被所有曾在他的大學研習過的中國同學記取。

　　[11] 請貝爾當導師確實需要“斗膽”。入學后上他的理論課的第一天，他說道：“也許你們中的有些人想請我做導師。我希望你們在作出決定之前，要三思而行�！币驗樗�是個非常認真的人，大部分學生都不愿意跟在他后面成天“超負荷運轉(zhuǎn)”。在我那一屆，只有我一人成為他的學生。美國同學得知后，路上相遇打招呼時，經(jīng)常笑著問候：“Hi，you’re surviving！”(“你還活著吶!”)

　　[12] 因為貝爾到1989年夏季就將退休了。

　　[13] 這一部分的比較是基于80年代中期的事實作出的，十多年來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多的變化。(筆者1999年尾的附注)

　　[14] .以上數(shù)據(jù)是根據(jù)《新聞周刊》(News Weekly)1988年2月22日特別報道《太平洋世紀》(The Pacific Century)中的表格推出，井查證了這些地區(qū)的正式經(jīng)濟統(tǒng)計資料�！缎侣勚芸�》中的表格的原始數(shù)據(jù)來自世界銀行等國際財貿(mào)組織。

　　[15] 下段引文參見《經(jīng)濟學家》(The Economist)1980年2月8日所載《后儒教的挑戰(zhàn)》(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昂笕褰獭笔侵赴压�業(yè)制度與儒教因素創(chuàng)造性地結(jié)合起來的社會。

　　[16] 同注15。

　　[17] 許士軍：《危機意識和遠見：新加坡政府怎樣為將來打下基礎》，載“天下叢書”《亞洲的小巨人——新加坡為什么自豪?》。

　　[18] 國內(nèi)一直根據(jù)他的名字的英文發(fā)音譯作“沃格爾”，其實他早就以其中文名字“博高義”而名聞亞洲。關于他的學術活動和影響，參見《科技導報》前駐美代表蔡德誠副主編采編的《日本的科學政策》、《訪國際著名學者沃格爾教授——談美日發(fā)展的比較和日本崛起的啟示》、《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美、日、中的發(fā)展——丁學良對沃格爾教授談話的理解和補充》，均載于《科技導報》(中美合辦，北京發(fā)行)1987年第4期。

　　[19] “天下叢書”《日本式接觸》第7頁。

　　[20] 《日本式接觸》第30頁。

　　[21] 以上引文均見于《日本式接觸》，第6、3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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