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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高貴的精神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據日本朋友說,櫻花是一種韻味十足,頗耐看的花。

  

  單朵櫻花平淡,平淡得讓人傷感。成片開放的櫻花絢麗多姿,于無味中讓人聞到香氣襲人。

  

  單朵櫻花渺小單薄,單薄得讓人蔑視。成片開放的櫻花生機盎然,于無聲處讓人聽到颯颯風聲,每到春天就發(fā)出催人奮進的悲壯吶喊。

  

  武漢大學校園向以一片美麗的櫻花樹著名。在2004年3月,櫻花初綻的季節(jié),筆者與幾位高朋同訪武大校園,其樂融融。與櫻花遙相對映的是“武漢大學工學院舊址”。那棟建筑倚青山而立,中西合璧,而且珠聯(lián)璧合。在校園的新樓群中,那棟舊建筑顯得鶴立雞群。這棟美麗的舊樓與張培剛先生有點關系。就在訪問武大的一個小時前,在華中科技大學,91歲的張老先生同我等開了一上午的研討會,還共進了精美至極的午餐。

  

  張老先生生于1913年7月10日。1934年6月畢業(yè)于武漢大學經濟系,旋即進入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農業(yè)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極富成果,可謂才華橫溢,因為數年之內,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三本書。1941年秋,先生考上最后一批庚款留學生,去哈佛大學讀經濟系。以其國內研究的深厚功底,他在1945年12月即獲博士學位,而且其博士論文《農業(yè)與工業(yè)化》被評為當年哈佛經濟系最佳論文,交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為“發(fā)展經濟學”最早的作品之一,后來更被翻譯成多種文字。1946年2月,先生應國民政府之聘,在紐約為我國工作。1946年秋,周鯁生校長聘先生為母校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元月又受聘去聯(lián)合國亞洲及遠東委員會工作。一年后的1949年2月,先生不能割舍為母國學子之師的情懷,又辭職回母校任教,并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服務。1952年院系合并,以武漢大學工學院為核心,建立了華中工學院。由此,武漢大學工學院消失了,遷離了那棟美麗的建筑,成為華中工學院。

  

  華中工學院與張培剛先生有什么關系?此時正值計劃經濟時代,張先生關于市場經濟的知識被認為無用。由是,武漢大學校方委派先生去負責華中工學院的基建。此后的張先生便無緣于經濟學講臺:10年基建和總務工作,10年政治課和政治運動,再有10年文革。到了改革時代,35歲的張先生已是65歲。65歲的張先生在“工學院”能做什么呢?一晃又是15年。直到90年代末,“華中工學院”變成了“華中科技大學”,有了經濟系。到1998年,這經濟管理學院拼到了教育部的“博士點”資格。由此,85歲的先生當上“博導”,成了那所學校的“寶貝”或者“資產”,或者“活廣告”。五十年蹉跎歲月,我們中國,或者具體地說,以武大工學院為核心的華中工學院,消滅了一顆智慧的大腦。華中工學院即今天的華中科技大學,其前身就在武大那座中西合璧的漂亮建筑里,那建筑倚著青山與櫻花遙相對映。

  

  午餐中,張培剛先生提到了陳翰笙。張先生大學畢業(yè)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研院社科所。中研院社科所的創(chuàng)始人是生于1897年的無錫人陳翰笙先生。陳先生20世紀初去美國學農學,卻因為色盲,陰差陽錯學了歷史。他1920年得到學士學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1921-22年在哈佛學習,因此也是張培剛先生的前輩校友。陳翰笙因為沒錢繼續(xù)念,便去了戰(zhàn)后經濟已經破產了的德國。兩年后的1924年,陳先生在柏林大學得到博士學位。旋即被蔡元培先生聘為北大教授,并由李大釗先生介紹,加入了共產國際。不久,蔡先生創(chuàng)辦中研院,請陳先生負責社科所,開創(chuàng)了社科所的農村調查工作。當時的農村調查,不僅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而且培養(yǎng)了我國一批有社會主義信念的重要經濟學家,比如薛暮橋、孫冶方。張培剛先生入所一年后的1935年,陳翰笙成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陳先生不僅在歷史、經濟等方面的學術成就享譽國內外,而且還是共產黨的社會活動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做出了重要的,卻是無聲息的貢獻。先生今年高壽108歲。筆者八十年代上半期有幸忝列其門下,修習國際政治專業(yè)的碩士學位。做學生的,當時深感迷惘:以先生豐富的學識和經驗,建國之際,正是年富力強,五十年里,既然未擔當重要的官方職位,何以再未有重要的知識貢獻?后來逐漸知道,業(yè)師為西學訓練出身,又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觀念與早年的“一邊倒”(向蘇聯(lián))政策不盡相容;
加上其剛直不阿的性情,士仕兩途均無大的發(fā)展。與張培剛先生相同,陳先生亦是極好為人師的,文革期間閑散在家,義務教授英文,“業(yè)余弟子”桃李滿天下。先生在家授業(yè),碩士生單兵教練,每周一課,兩小時。內容是英文、歷史、論文寫作。其中,先生最不忘提醒的是,(1)帝國主義一定會欺負弱小民族,而且亡我之心不死,戰(zhàn)爭不可避免,要早做準備。(2)不要忘記我國的農民,不懂得農民,就不懂得中國。這后一條竟是張培剛先生在討論會上的發(fā)言主題了。陳先生的生日是正月初一。2004年春節(jié),先生108歲生日時,溫家寶總理前往醫(yī)院探望,號召學界認真學習和總結其學術貢獻。此時,先生連親朋好友也記不得了。在午餐中,張培剛老夫婦為這位前輩上司感嘆,還提到了他的另一熟人,2003年春天逝世的浦山先生,亦與筆者有干系。

  

  浦山在著名的“浦家三兄弟”中行三,亦為哈佛經濟系的畢業(yè)生,比張培剛先生晚去哈佛兩年,1948年得到博士學位。筆者八十年代中期碩士生畢業(yè),去了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工作,其時浦山剛調任該所所長,故筆者曾為其部曲。浦山一生信奉共產主義,相信社會主義救中國,與張先生是不同的。浦山在哈佛師從熊彼特,做學生時就已經是共產黨人,而且因為在計量經濟學上的造詣,當年在美國也是聲名鼎盛。這位社會主義信徒深受政府器重,歸國后任周恩來總理的外事秘書,參加了板門店談判和萬隆會議。然而,1957年卻成為“右派”,自此蹉跎至文革,又至改革開放。當他任職所長時,已經疾病纏身,行路艱難了。早年許多外國人向中國政府打聽浦山的下落,官方受命回答:“他已經死了!

  

  在美國,不少在早年了解浦山智慧的人為之嘆氣,聲言其當年若不歸國,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乃是必然。在若干國際交鋒場合,筆者曾見到先生風采,那絕非常人智慧可比,亦令西洋人嘆服。而于民族氣節(jié),浦山先生自板門店談判時期就蜚聲海外了。浦山自歸國到逝世的半個世紀里,并無著名的學術成就,雖官至所長,也不過數年就退休了,退休十多年后就離開了塵世。浦山之成為“右派”大約是共和國最荒唐的一件冤案。改革之后,其“左傾”立場為圈內人所共知。浦山先生于筆者不僅是上司,而且是恩師。筆者1986年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皆因先生提挈,是為社科院、經貿部、外交部與東盟5國經濟對話團的隨團秘書兼翻譯,浦山任代表團團長。后來先生更送筆者去美國深造。第一次出國那年,筆者感慨于新加坡的經濟和社會成就,在飛機上不禁對身旁的先生道,“資本主義也很好啊”。先生嚴厲地看著我說,“難道我們這代人半個世紀為社會主義奮斗是白費功夫?”與先生談到周恩來,我的欠尊敬之語立即引起先生的憤怒,“你個小孩子家對周總理知道多少?”周恩來為共和國無私地操勞一生,那是浦山生活的楷模。周恩來并無子嗣,浦山也沒有,陳翰笙也沒有。改革后,浦山應邀兩次赴美國講學,薪酬甚厚,卻把省下的錢都上交給了國家,最后一次已經是1996年。在所長任上,浦山夫婦依然與另一家人合住一套兩居室,聲言與所里的一般同事共甘苦。直到退休才換成小三室住房。1998年,筆者帶了一班北大即將出國深造的研究生去浦山家“上課”,學生們對“副部級”干部家徒四壁的景況深感震驚,他家的書架是用大塊塑料布遮擋塵土的。然而,那家里卻極雅致,極整潔,透出嚴格西學訓練和上海銀行家子弟的品位。去年,參加那次“課”的學生之一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歸國效命。如浦山以周恩來為人生楷模,那學生以浦山為人生楷模,出國前一天去探望浦山,答辯后的第二天就飛回了北京,卻無緣再見到他。

  

  二十世紀初的哈佛,二十世紀中的哈佛,二十世紀末的哈佛,都有我國最出色的人去學習,而且回國效力。然而,等待著他們的“命運”呢?

  

  筆者曾詢問陳翰笙,當年為何要去學農學?他回答說,偶然吃到外國桔子,很好吃,想讓我們中國老百姓都能吃上洋品種的桔子。我又問他,“既然您對共產黨的政策有那么多批評,為什么要加入共產黨?”他說:“為了打倒軍閥,讓中國不再受欺負。”

  

  1989年6月下旬,筆者也詢問了浦山:“您對回國后悔嗎?”他反問道,“你認為我會后悔嗎?”隨即給我講了個故事。美國經濟學的右派泰斗弗里德曼是浦山在哈佛的老友,八十年代來中國開學術討論會,點名要浦山去,欲為他們當年的激烈爭辯分個勝負,做個了結。會上,浦山自豪地對他說,“快半個世紀了,你的知識一點都沒進步,中國的今天難道不是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的成功,證明了你是錯的嗎?”我想,當身上覆蓋著中共黨旗,安然睡去,他無怨無悔,他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建設強大社會主義祖國的事業(yè)。那是個言行一致的、真正的、高貴的共產黨員。在午飯時,筆者向張培剛先生問了同樣的話,“您對回國這半個世紀后悔嗎?”他的回答是:“怎么會呢?子不嫌母丑啊!”他還說,“個人命運的沉浮是難以駕馭的,是社會歷史規(guī)律導致的!

  

  張先生為在座的晚輩口述一聯(lián),曰:“認真,但不能太認真,應適時而止;
看透,豈可以全看透,須有所作為!睓M批是“看待人生!

  

  于筆者,那就是櫻花在春天發(fā)出的催人奮進的悲壯吶喊了。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舉,流必湍之。陳翰笙、張培剛、浦山,他們的才干被其兄弟們傾軋攀爬的雕蟲小技淹沒了,無力對抗中國社會的規(guī)律。但是,他們在祖國的一生,本身就是大學問、大貢獻。他們的高貴精神薪火相傳,于是有了代代海外學子,不顧個人的待遇前程,歸國效命。哈佛學子不過是其中之一縷,萬朵櫻花中的一枝。那是什么精神?是孝道,是認國家民族為母,子不嫌母丑,回來盡孝心的大道。兄弟鬩墻,觀念不同,生存方式不同,孝心卻相通。當學子們謹守“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高貴的精神就薪火相傳,中華就成為世界最大之國,其文明博采眾家,而且萬世一系,綿延不絕。

  

  武大工學院舊址那棟中西合璧的優(yōu)美建筑,與那片并不算壯觀的櫻花樹遙相對映,映照著今天武大的繁榮,也訴說獲得這繁榮的曲折歷史和悲壯故事。下個月,在連綿的陰雨中,那片櫻花就會凋落。但明年春天,那片櫻花還會綻放。

  

 。200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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