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波:中國文人的身體與政治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短文摘抄 點(diǎn)擊:
所謂“脫魅”,就是社會擺脫愚妄無知且處處充滿著偶像崇拜的野蠻狀態(tài),走向近代科學(xué)理性精神,并以此種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國家,真正具有理性化精神的社會,文人的身體與政治完全是兩碼事:文人可以無行,但與文人干政治無關(guān),政治是治理國家的事情,而不是文人的身體潔凈或?qū)ι眢w的盲目崇拜。
“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進(jìn)則朝廷廟堂,退而江湖山野”,這些中國文人的活法,都是極端自負(fù)的活法,李澤厚早就說穿了中國文化乃在于“儒道互補(bǔ)”,儒家講要澄清天下,道家則倡出世無為,無論哪種活法,都要把文人的知識與德行結(jié)合到一起,都很累人。所以,“留取丹心照汗青”,辦法只有一樣:文章與品格。在這叫做“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否則就是“無恥文人”或“文人無行”!拔娜恕保质枪糯┮挥兄R的群體,也只有他們能談點(diǎn)“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類的東西,至于一般人,是被稱為“小人”、“野人”的,和政治僅有的關(guān)系是屬于被治理的人群。不僅要搞文化,還要搞政治,中國文人肩上的擔(dān)子就顯得太重了些,按照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說是“沉重的肉身”,“前啟蒙的身體沉痛”,還是孔夫子說得好“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豈敢毀傷”?
而西方文人則要輕松得多,先看身體,歌德老頭八十多的人了,見了十八歲的小姑娘,照樣日思夜想,詩興大發(fā),鬧到最后,寫歌德傳記的多半會抱怨,那姑娘干嗎不嫁歌德老頭?文學(xué)史上從此少一大佳話矣!至于政治,文人們即使弄了,也會被瞧不起,馬克思寫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后,忍不住對雨果的評論罵了一句“實(shí)在低能”!就連德國名牌大學(xué)哲學(xué)系畢業(yè)的小說家屠格涅夫,也被弄政治的小輩們說成無能,這大約就是屠格涅夫那本滿腹牢騷的《父與子》的由來吧?人家弄政治哲學(xué)的祖宗柏拉圖學(xué)詩不成,改宗哲學(xué)之后恨恨地罵:“把這些峨冠博帶的詩人趕出理想國”———大意是說文人的頭腦還不配思考哲學(xué)這種重大問題,按照中國話來說,這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過,中國的文人傳統(tǒng)向來不一樣,孔老夫子筆削《春秋》,微言大義之后又去編“詩三百”,這還沒完,弟子們還弄了個《論語》,好像現(xiàn)在從美國傳過來的列奧·斯特勞斯(LeoStrauss)一般,因?yàn)橐淮髱偷牡茏觽兊拇蹬醵鴿u漸萬能起來了,不過后者是弄柏拉圖起家的,遇見孔夫子恐怕會說“別編什么詩了,干脆就一本正經(jīng)微言大義吧”。如此說來,西方文人的身體與政治完全是兩碼事。
中國的文人,最最愚妄之處大約也就在于總是想把“身體”與政治掛鉤。李國文先生的《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談的都是中國古代文人那因陷于政治而分外“痛苦的身體”。這第一聲痛楚的呼喊來自秦朝宰相李斯問斬之時,大呼上了政治的當(dāng),“牽犬東門豈可得乎”?話說回來,“焚書坑儒”這種高智商的殺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為,李斯把這些個不自量力、想要參與政治的儒生們坑殺之后,并沒有在史書上寫下任何關(guān)于他們身體的疼痛記錄,所以,這第一人就屬于李斯自己。這是中國文人與政治糾葛的開場白,接下去的,東漢大員姚期、魏晉名儒王衍,到近代的文人蘇雪林等,文人干政,最后不落個身首異處,也是敗壞道德。
一句話,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向來是“身體和政治”緊密結(jié)合,文人、學(xué)者與政治官僚一把抓,哪里有西方文人、學(xué)者與政治官僚那么涇渭分明!馬克思·韋伯早在《儒教與道教》中給中國近代下了一貼猛藥,儒家與道教這些東西,缺乏近代“理性化”的能力,所以總是難以“脫魅”。所謂“脫魅”,就是社會擺脫愚妄無知且處處充滿著偶像崇拜的野蠻狀態(tài),走向近代科學(xué)理性精神,并以此種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國家,真正具有理性化精神的社會,文人的身體與政治完全是兩碼事:文人可以無行,但與文人干政治無關(guān),政治是治理國家的事情,而不是文人的身體潔凈或?qū)ι眢w的盲目崇拜。
但,中國文人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盡管孔老夫子早勸告他的弟子們不要去相信“怪力亂神”這些鬼魅的東西,可“文人”還是把老人家的塑像恭恭敬敬地放進(jìn)孔廟,三跪九叩,企求這千年文宗的庇佑,一朝金榜提名,便可“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看來中國文人的可恥、可悲與可嘆,恰恰就在于這“始作俑者,其無后乎”!身體與政治緊密掛鉤,總想把文人的身體政治化、偶像化,把文化的事業(yè)當(dāng)成了政治的事業(yè),把舞文弄墨當(dāng)成了管理國家,進(jìn)而又把國家政治當(dāng)成了“烹小鮮”的廚藝,可見中國文人的愚不可及與狂妄自大同屬一宗,不知究竟是出于對文字的狂迷與自信驅(qū)使他們?nèi)ジ烧危是政治的血腥與權(quán)柄的顯赫誘惑他們?nèi)ヅ淖,這大約也是一種文人與政治的“儒道互補(bǔ)”!所以中國文人才寫了那么多的狗屁官樣文章以及無聊失意的文字,或者學(xué)著那些被殺頭殺怕了的想干政治而又不敢干的桐城派“學(xué)者們”去考據(jù)“四書五經(jīng)”;
所以中國的政治也經(jīng)常是亂而治,治而亂,一團(tuán)糟糕,不僅創(chuàng)造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奇跡,也創(chuàng)造了兩千年封建史的奇跡。《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所講的正是這些個古代文人的活法,不僅如此,作者還喜歡指桑罵槐地隱射現(xiàn)代中國文人的活法,由此也可見一端倪,真正公民社會的到來,必定是“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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