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的百歲華誕來臨了，隨著中國現代文學大師的逐一凋謝，這位世紀老人愈加為人們所珍重。無論先鋒新銳如何叫嚷“重寫文學史”，極力為大師重新排坐，然而，“魯、郭、茅、巴、老、曹”的歷史地位，還是“顛覆”不了。讓我們真誠地祝愿這位文學大師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作為文學大師，巴金所獲得的異乎尋常的尊重，除了他文學業(yè)績之外，更與他晚年的反思有關。當魯迅、茅盾與郭沫若等不斷地被“重新認識”、不斷遭到貶損、譏議乃至輕薄和否定的時候，巴金卻能獨獨不受挑戰(zhàn)，聲望日隆，高山仰止，說起來簡直是個奇跡。

　　巴金的真誠反思與無情的自我解剖贏得了人們的尊重，這位世紀老人似乎是通過自己的靈魂洗禮獲得了新生。

　　由此，我不禁聯想起了魯迅——魯迅也是一位嚴于解剖自己，不斷使靈魂得到升華的文學大師。

　　下面的一些話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我從別國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
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他的潰滅，后來才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正因為如此，魯迅才能永不停步，不斷前進，完成了他的光輝的人生歷程。

　　就事論事，巴金與魯迅的自我解剖都是真誠的、無情的，從道德評價的角度看，都是十分令人尊敬的。

　　不過，如果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加以深思，則會有一種回避不了而又難以言說的感受。

　　巴金和魯迅的自我解剖或者說靈魂洗禮貌似相同，其實是大異其趣的。

　　兩位大師所嚴厲解剖的自我都不是“小我”，而是時代和“大我”，也即是一個群體的心靈，經受著時代煎熬或與時代搏擊的深沉記錄。

　　魯迅所面臨的是革命精神高揚的時代�！叭f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斗爭盡管極其殘酷，但“左翼”引領著時代的潮流，人們前仆后繼一往無前是主旋律。魯迅就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浪中弄潮，在斗爭煉獄中接受洗禮，最終，“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zhàn)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到新的陣營里來的�！濒斞�，首先是戰(zhàn)士，其次才是文學家。毛澤東說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真真是高屋建瓴。他又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最可寶貴的性格”——簡直就像專門為今天留下的箴言。

　　而巴金晚年完成靈魂洗禮的時代，卻是一個“告別革命”的時代，是“顛覆”“傳統(tǒng)”、清算“文化專制主義”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歡呼聲中高歌猛進而世界范圍內共產主義運動被“歷史終結”的時代，也是文化精英們紛紛紛紛反省懺悔、重新找回“自我”、皈依強勢而大眾失語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這位老人“反思”自己的過去，完成了自己靈魂的重新洗禮，他的“隨想”正是新時代的“懺悔錄”。

　　巴金和魯迅所面對的是兩個不同時代的自我，與巴金相同的是丁玲。以個人遭際論，丁玲的遭際遠比巴金不幸得多，然而兩人的態(tài)度卻大相徑庭。丁玲是“九死不悔”，她以自己的“執(zhí)迷不悟”而遭到冷落�？梢韵胂螅�如果丁玲能夠順應潮流識相一些的話，那她的晚年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一定大紅大紫，聲望不會低于巴金，特別是海外，期望大得很呢。

　　卡爾·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法國大革命在漲潮與退潮時代各個階級的表現曾做過極為精彩的描述：

　　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tǒng)治以后是吉倫特派的統(tǒng)治；
吉倫特派統(tǒng)治以后是雅各賓派的統(tǒng)治。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要被站在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并且送上斷頭臺，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卻剛剛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還沒有感到自己站穩(wěn)腳跟，它就把這個麻煩的伙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
它還一直以為它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fā)現肩膀己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后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而向前伏在擠著它向后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并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

　　身處這兩種不同的時代潮流，就面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與時俱進”，中國的作家也就經歷了兩次最嚴峻的歷史選擇。如魯迅所說：“《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時代“轉型”，風云激蕩，大浪淘沙，文人和作家的隊伍，一次又一次分化組合。上一次，已經成為歷史；
這一次，也將成為歷史。丁玲、艾青、周揚、陳涌、王蒙、劉賓雁……受過委屈的、整過人的、反思的、懺悔的、執(zhí)迷不悟的……他們都經受了沉重的心靈煎熬與靈魂洗禮，在新的浪潮中的選擇和表現都引人注目，不過，我以為匆匆為他們作出“終結”性的歷史定位還嫌為時尚早。

　　歷史的視野必須高瞻遠矚，“個中人”雖然細節(jié)看得清楚卻未必清醒。蘇聯和東歐并沒有“文革”，依然也是“集權主義”和“文化專制”，可見，種種“反思”、“顛覆”與“懺悔”，乃是國際共運走向“歷史終結”時代的一個帶普遍性的歷史現象。識人論事，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前提。

　　巴老的晚年使我想起魯迅晚年的名文《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這浮躁鄙俗風氣充斥文壇的時代，先生知人論世的高度真真是高山仰止不可企及了。我愿用魯迅對太炎的評價來比附巴金老人：作為一位大家，巴金以自己的業(yè)績奠定了自己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是勿庸置疑、不可動搖的；
我充分尊重這位大師，但也不想追風趕潮——我為他的晚年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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