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報以頭版頭條刊載一位當紅經(jīng)濟學家關于“保護個人財產”與媒體的對話。話題是從世界銀行關于中國經(jīng)濟情況的報告入手的，據(jù)世行統(tǒng)計，中國的尼基系數(shù)已高達47。4，貧富不均不僅增長最快，而且也進入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它正威脅著中國社會的穩(wěn)定與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面對這一威脅，我們怎么辦？在世行的意見之外，這位先生著重開出了自己的藥方：保護個人財產。

　　很顯然，這是為“私產神圣入憲”造輿論的。

　　經(jīng)過這位先生啟示，我們才豁然明白：原來古往今來一切社會之所以“不穩(wěn)定”，就是因為沒有很好地“保護所有人的財產”。雖然說是“所有人”，而且，該先生還強調“特別要保護窮人”，然而，一來窮光蛋本來就“一無所有”，也無需領這個空頭人情；
再者，更因為窮人“因為窮，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時就會去干一些違法的事”，“對富人看不慣”，會“破壞富人的財產所有權”——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要保護富人的私有財產，使之“神圣不可侵犯”。

　　這位先生從古今中外引經(jīng)據(jù)典論進行論證。當然，最有力的例子是美國。他說：“現(xiàn)在美國國內之所以不會爆發(fā)革命，是因為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

　　讀了以上的高論，我真懷疑：是中國的大眾太弱智，還是我們的學術明星信口開河有點大言欺人太甚？

　　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社會”么？人家自己也沒有這么說��！美國的發(fā)達，是因為“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么？在這“全球化”的世界上，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尼和扎伊爾等國在內，已經(jīng)幾乎沒有幾個國家不與老美同“軌”，不是大家都已實行“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了么？怎么依然是危機或革命不斷，沒有像老美一樣發(fā)達？美國的“富人”，是靠萬惡的奴隸貿易與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掠奪完成原始積累掙下“第一桶金”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難道不是么？——他保護的是誰家“私產”？后來的南北戰(zhàn)爭，雖然是富人之間的“內耗”，但其動因也是為了剝奪對黑奴的“私產所有權”，而不是為了什么“保護”！有了這一“剝奪”，美國的資本主義才駛上康莊大道。離開了鴉片貿易、庚子賠款、中美商約之類的殖民掠奪，離開了諸如入侵伊拉克之類的新殖民戰(zhàn)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漁翁得利，美國能夠如此發(fā)達令我們的精英如此眼熱么？雖說“傍美國大款”是時尚，然而我們的教授所為之辯護的“理論”，未免顯得太小兒科——如此低能，難道不怕洋老板瞧不起么？

　　談到我們自己時，該先生啟示我們說：“為什么要保護富人的財產？我們歷史上的教訓是深刻的。因為不保護的話，就沒有人敢作富人，結果就是大家都是窮人。”“中國歷史上窮人造反，破壞富人的財產所有權，結果是什么？還是窮人占多數(shù)，無法改變這個循環(huán)。只有所有人的財富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變成中產階級。所以保護私人財產是社會產生財富的必要條件。”

　　謝天謝地，人類經(jīng)過幾千年暗夜摸索，又沖破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極左”迷霧，總算終于撥云霧而見青天，找到了開啟“千年王國”大門的金鑰匙，覓到窮人翻身的“福音”了：從今以后，就讓我們不遺余力地去保護富人的私有財產吧！

　　不過如果設身處地地為窮人想一想，總還難免有點困惑：自古以來，自從階級出現(xiàn)以后，“保護個人財產”從來都是每一社會形態(tài)立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因為沒有這一準則，社會就不可能穩(wěn)定；
不過，任何時代這一“保護”與“穩(wěn)定”，又都是在動態(tài)中實現(xiàn)的，不然它就會窒息而不能發(fā)展。也就是說，它又都必須按照一定的“游戲規(guī)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不斷“做強”“做大”，除了變本加厲剝奪窮人，富人之間也要進行角逐與殘殺，以致“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老子早就說過：“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補有余。”從上古的奴隸主階級到今日的資本大款，他們誰也不會嫌錢扎手，巧取豪奪、為富不仁是他們的共同本質。直到今天，“包身工”、“性奴”以及事實上的奴隸，即使在最文明、現(xiàn)代的國度里也未絕跡，只要有可能，他們總要不擇手段地實現(xiàn)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從來都是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強勢階級不以“游戲規(guī)則”為限，貪得無厭地剝削、剝奪弱勢者的“個人財產”，使他們“欲做奴隸而不得”，而不是相反。一直弄到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窮人們實在活不下去了，不得已才“逼上梁山”，提著頭顱“鋌而走險”。經(jīng)濟明星所說的“破壞富人的財產所有權”，實在是他們自己作的孽。中國的弱勢百姓，在馬克思的“造反有理”理論傳入之前，歷來是“良民大大的”，他們的理想也不過是“做穩(wěn)奴隸”而已。至于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強勢階級，無須現(xiàn)代精英教導，歷朝歷代，他們從來都不吝動用一切手段、不遺余力地“保護私人財產”。古代造反稱大逆不道，罪在“十惡不赦”，可以戶滅九族；
現(xiàn)代的，上一世紀“國軍”“圍剿”“赤匪”時，“寧可錯殺千人，不使一人漏網(wǎng)”，用“三光政策”血洗蘇區(qū)，殺人盈野，是以幾十、幾百萬計——“保護”的力度夠大的，一點也不紳士和費厄潑賴。窮人造反，從來都是富人逼的，而不是馬克思或毛澤東的“造反有理”的“極左”學說蠱惑起來的。從老子到施耐庵和羅貫中也包括中國的“不懂法律”群氓，大家都能懂得這個道理，先鋒學者們要想將它“顛覆”，恐怕還得再下點功夫。

　　權錢結合，巧取豪奪，中國勞動大眾的荷包連同幾十年積累的公有財產，都已經(jīng)作為“改革成本”奉獻出來，使富豪的腰包“鼓了起來”，變成了他們的原始積累，這一掠奪在愈演愈烈的腐敗中仍在不斷地“做大”“做強”。不過這一些，倒不在于“法制不健全”——什么時候也沒有說貪污合法呀！同樣，步履維艱的“反腐”也絕不會因為將“私產神圣”寫入憲法就能出現(xiàn)奇跡而勢如破竹。其實，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倒是明載憲法的，但它絲毫也未影響“快賣”“賣光”，私有化依然是浪潮滾滾。如果說入憲是為了強調“保護”，那在當下，如果真“從實際出發(fā)”的話，也應該強調寫入“公有財產”、工人和農民的勞動權以及勞動所得的“神圣不可侵犯”才是。

　　“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見之于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但考之英美法的憲法，也沒有這樣的條文。中國的暴發(fā)戶，也許因為暴發(fā)得太快，他們未免有點過于得志猖狂，然而，因為到底是不義之財，雖自信而又有點不足——就是已經(jīng)完成“轉型”的俄羅斯，“原罪”雖已赦免，然富豪們依然心有余悸，資本仍然滾滾外流——于是急于將他們在短短時間內掠奪來的天文數(shù)字財富，用大法的形式給以肯定，等于是吃一顆定心丸。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們的辯護師的辯護，未免顯得有點過于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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