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錄》，韋君宜，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有評論說這本書是傳世之作，我以為是過譽了。這么一本書，如果出現(xiàn)在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它所揭露的事情還會讓我們震驚，作者的反省還會讓我們欽佩，而今天，它就揭露得不夠，太不夠了。

　　今天的人們，他的清醒、現(xiàn)實和麻木都已經(jīng)到了驚人的程度，沒有任何真相可以使他驚駭。肅反、反右、文革的種種迫害，就一定比今天我們周圍的悲劇，比報紙上揭露出來的那些刑訊逼供、醫(yī)療事故、交通肇事之后又逃逸，更令人齒冷嗎？未必。所以，一個能在后一種環(huán)境里適意生存、無動于衷的民族，是不可以希望它會再對任何文字記載的暴行震驚、憤怒的。希望僅僅揭露一些事件就能使人們陷入痛苦、思索，最后只會毫無反應。人們會把它看成是只在特定歷史年代發(fā)生的事情，是與自己毫無關系的事情，無法對他們今天的行為產(chǎn)生任何影響。

　　而書里所作的反省，我個人認為，完全沒有體現(xiàn)出這個社會二十年來思想成果的累積、進步，沒有超出二十年前這個社會的優(yōu)異分子就已經(jīng)達到的水平，因而無法成為我們今天生活的參照、指導。舉例來說，今天再去爭辯那一個個案子是否冤案，一頂頂帽子是否錯戴，已經(jīng)沒有任何意義了，今天再把同情、哀悼僅僅給予那些被證明是清白卻遭到迫害的人，已經(jīng)遠遠不夠了。我們必須追問，倘使那些案子并非冤枉，那些個人確在一個已被革命的舊社會里有過種種家庭或歷史問題，他們就應當承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命運嗎？他們就應當沒有任何權利保障，日復一日地生活在恐懼、威脅中，在革命專政的鐵拳下瑟瑟發(fā)抖嗎？

　　問題不在于是否錯劃，因為任何時候錯誤的判斷都在所難免，如果這樣，就真的可以用"黑夜里的白刃戰(zhàn)，誤傷了自己人"來解釋了，那以后的一切，就真得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了，一切災難、一切暴行……。不，問題的關鍵不在這兒，而在于，我們是否就應該把被我們劃為敵人的人看作與我們完全不同類別的東西？是否就應該坦然地看著我們的同類陷入悲慘的境地，對他們?nèi)怏w與精神的被消滅絲毫沒有同情，甚而歡呼慶祝？如果這也能做到，那么，當有一天、唯一維系著社會道德紐帶的敵我之辨不再被恪守時，有什么能阻止我們對周圍一切不幸的麻木、無情呢？難道我們在今天的社會和過去的社會里，不能看到那同樣存在著的東西嗎？那就是人們同樣地把頭埋在沙堆里，對周圍的苦難、對與他無關的人的不幸漠然，喪失了同情心。

　　一切的批判、反省，如果鋒芒不指向當代，指向今天人們的生活，又有什么用？它不可能激起讀者積極、健康的感情去改進他們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全書真正閃光的地方是在最后的周揚事件中，在作者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茍且、怯懦而大聲說出的那句真理中："……可是我為什么不敢在周揚面前和別的客人面前響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個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一切以往的教訓都是為了做今天的借鑒，一切以往的反省都是為了以后過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作者的真誠、負疚、反抗等一切美好而善良的品質(zhì)，正是在這里，我們才相信了整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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