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說上海這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徐喜先卻是系統記錄了這些變化的。然而，要讓別人意識到其史料價值，似乎并不容易。 　　 　　 　　前段時間在書店里看到兩本攝影作品，一本叫《最憶是江南》，另一本叫《百變上�！�。兩本書都是2004年出的，攝影家是父子倆：徐喜先和徐建榮。書中一半是黑白照片，一半是彩色照片，每兩張照片拍攝的都是同一地點，左右并置放在一起，只是時間相隔20年或30年。黑白的照片上，有上海郊區(qū)小鎮(zhèn)的老街茶館，有野外的蘆葦小河，古橋小舟，有石庫門房子里的日常生活，生煤爐刷馬桶，有蘇州河上的駁船，河邊的工廠等等。而彩色的照片上，更多的是馬路，房子和建筑。
　　最近，在浦東嶗山新村一個不起眼的老公房里，我找到了今年66歲的徐喜先。這套租來的房子不大，里面的桌椅家具都非常簡陋，與我想象的攝影家的工作室相去甚遠。徐喜先笑著說：“什么攝影家呀，我以前是賣米的，一直在虹口區(qū)糧食局里工作，我愛人是賣醬油的。”
　　于是，閑聊中，他講起賣米的經歷，講到如何發(fā)明“發(fā)米機”，徐喜先似乎更津津樂道，也更為自豪。然而，我還是要把話題拉回到照片上來，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如何會40多年不間斷，走遍了上海的各個角落，拍了4萬多張照片？
　　“怎么會？因為我喜歡出去玩。出去玩了，回來說給人家聽，人家不相信，所以就想，如果用照相機拍些照片回來，給別人看，別人不就相信了么？”
　　其實，第一次從城里去鄉(xiāng)下，是他14歲時。那年小弟弟病重，藥只有在江灣才有賣的，于是，作為長子的他前去買藥。當時的江灣還是農村，以后，他就被農村風景吸引，有時間就去玩，采蘑菇，摘木耳，越走越遠。1964年，上班兩年后他用省下來的60元錢買了臺二手相機，從此開始了他的“攝影”生涯。他利用工休日，踏遍了上海各個角落，行程3萬余公里，并且記錄下50余萬字攝影游覽筆記。
　　這些照片雖談不上是藝術巨作，但其史料價值，在高樓聳立的今天卻很重要。大家都在說上海這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徐喜先卻是系統記錄了這些變化的。然而，要讓別人意識到其史料價值，似乎并不容易。
　　雖不能說徐喜先家徒四壁或一貧如洗，但可以看出，他們老兩口生活得很拮據。到如今，他那4萬多張照片，只印出了7000多張。2004年那兩本書剛剛出版時，也沸沸揚揚過一陣子，但是不久就冷淡了。雖然現在還會有媒體來采訪他，但是那些膠卷，還都被蓋在大毛巾下面，在收集灰塵和濕氣。我很驚詫，竟然沒有什么博物館或上海歷史的收藏機構與他聯系？我們有這樣那樣的文化基金，我們在花無數個億拉動內需，我們在搞世博，難道就沒人能撥給他一小筆資金，讓他繼續(xù)整理其他的照片？
　　聽徐喜先講拍照經歷，更是聽上海舊風俗。他講奉賢道院鎮(zhèn)熱鬧的茶館，人們工余飯后在茶館吃茶，看舟行河上。他講如何搭中國第一條商業(yè)鐵路淞滬鐵路的火車去采蘑菇，50年代末從寶山路到江灣車票是7分錢，到吳淞1角3分。他還講奉賢莊行鄉(xiāng)潘墊村的古橋太平橋，“文革”中，“太平”二字太過封資修，鄉(xiāng)民們?yōu)榱俗o橋，就用鑿子鑿平“太平”二字中的三點，把它變成了革命的“大干橋”，一座古橋就這樣保存了下來。
　　1952年至1970年，徐喜先和家人生活在虹口久耕里，最擁擠的時候，他家17平方米的房子里住著他和父母、弟妹、妻兒10個人。后來單位分配給他吳淞路30多平方米的住房，家里才略顯寬敞。1969年兒子出生，3年后女兒出生，巧手的徐喜先就在屋內搭了兩個閣樓，其中一個當暗房用。他在那里放印整理照片以及記錄拍攝游歷過程。這個房子去年拆遷后，徐喜先和老伴才搬到浦東，借來的房子，閣樓暗房不能隨便搭了。
　　坐在徐喜先家的小飯桌邊看他的舊照片，聽他講故事，突然讓人覺得，在這個世界里，人人都拼命地想生活得更好更富有，像徐喜先這么一個如此執(zhí)著地追求、又能如此平淡與世無爭的，實在是太少了。
　　難怪介紹我去認識他的朋友要說：“徐喜先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位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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