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的基層政治,比起十九世紀德川時代的日本還要落后。走出這一落后局面,就要徹底落實基層自治的原則。 　　 　　河南省許昌縣五女店鎮(zhèn)周店村農民周紅彥因國道拓寬改造的征地補償款被村里截留而想不通,在試圖阻止擴建道路時,被村支書周松彥指揮下的勞改釋放人員郭保亮用施工車活活碾軋而死。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發(fā)生在索馬里也許還能理解,但怎么會發(fā)生在中國這么一個世界大國中?
　　遺憾的是,這樣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這揭示出崛起的中國在基層政治方面的落后。這一問題不解決,勢必影響長期的社會穩(wěn)定。
　　黃仁宇先生早就指出,中國大一統(tǒng)的官僚政治體系,寫在紙上的上層結構繁復嚴格,基層社會則松散無序。在最糟糕的時刻,王朝統(tǒng)治只剩下一個空殼,乃至會頃刻瓦解。如今中國自然早已擺脫了王朝體制。但是,大一統(tǒng)的官僚體系,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結構的基因,很難清除干凈。
　　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妨拿德川時代的日本作個比較。德川從十七世紀初一直延續(xù)到十九世紀后期的明治維新,大體相當于中國的明清時代。不過,這兩個同時代的東亞國家,在治理的理念上大異其趣。中國采用的是集權官僚體制,中央權力一桿子捅到底。帝國的賦役制度,是建立在每個農戶向國家直接納稅的基礎之上的。德川幕府并非不追求集權,其統(tǒng)治還是落實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政府的賦稅義務以村為單位分派;而每個村子都是自治的,村里自己決定如何把所承擔的賦稅義務分攤給各個農戶。更因為當時的兵農分離的原則,作為統(tǒng)治階層的武士,不經過特別容許不得進入村子。這樣,村落就更成了獨立王國了。
　　這兩種體系,演示出非常不同的政治效率,也為兩國的現代化打下了不同的基礎。在中國的大一統(tǒng)集權政治中,國家對每個農戶的直接控制,被證明是停留在紙上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因為前近代國家的財政資源有限,官僚規(guī)模不能隨意擴展,最低的衙門,一般就設在縣城為止。再往下只能靠鄉(xiāng)紳協(xié)助治理了。而這些鄉(xiāng)紳的政治資源也經常是在上不在下,喜歡周旋于官場,對基層社會則并不太關心。比如江南一帶的地主,稍微有錢一點就搬到城里或市鎮(zhèn)中,和農戶的關系相當疏遠�？h太爺雖然稱父母官,但基本職責是為中央政府汲取賦稅,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更因為行政經費有限,辦事往往依靠地方的衙役。這些衙役不領薪水,許多是地方無賴,靠的是借用上面的權力魚肉百姓而謀生。結果導致了基層政治的破敗。
　　德川時的日本正好相反。村子是自治的。政府告訴村里應該上繳多少稅,完成任務大家就相安無事。日本的“村官”往往是村里顯赫人家,但沒有統(tǒng)治集團的武士身份,并不通天。他們在村里的地位一是靠自己的經濟實力,一是靠在村民中的人望,一般不敢像中國的土豪劣紳那樣欺壓鄉(xiāng)親。特別是到德川后期,村民自治意識進一步覺醒,要求村官把上繳的稅額、村里的行政經費、向村民征收的數額等等張榜公布,做到財政透明,甚至有了“預算”的概念,村里征收的一些經費要村民批準。結果基層政治井井有條。有學者說,日本面臨西方殖民主義的挑戰(zhàn)馬上展開了明治維新,三、四十年就躋身于西方列強,一大原因就是這種基層秩序有效地調動了國家資源。二戰(zhàn)后日本之所以能那么迅速地民主化,也在于鄉(xiāng)村這種民主的基礎。
　　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是大一統(tǒng)的官僚集權制度�，F在想改,于是有了農村基層選舉等的政治實驗。但是,因為傳統(tǒng)太深,這些新的政治改革也往往流于舊瓶裝新酒。從周店村這則惡性事件看,村民根本無法左右村支書的行徑。支書的權威源泉還是在上面,而并非根植于本社區(qū),所以他可以肆無忌憚地魚肉百姓。另外,這種一切權力的源泉都從上面來的結構,理應建立在中央政府和每一家百姓的直接關系上。比如,中央開國道征地,補償金理應直接交給受損失的農戶。但是,這套寫在紙上的政治體系,又沒有足夠的行政能力落實。政府無精力一家一家地估價損失、分派補償,只能用省事的辦法,將錢統(tǒng)一交給村里代辦,造成補償款被村里截留所引起的糾紛。
　　可見,今日中國的基層政治,比起十九世紀德川時代的日本還要落后。走出這一落后局面,就要徹底落實基層自治的原則�！按骞佟笔谴迕襁x“上來”的官,而不是上面派“下來”的官,首先要對村里的民意負責;村內財政必須透明化,接受村民的監(jiān)督;同時,村官還要代表村民利益和上面討價還價。沒有這樣的自治,基層的利益就沒有人代表,受了傷害求告無門,自然會醞釀更大的社會問題。
　　(薛涌,著名評論家,著有《直話直說的政治》、《中國文化的邊界》、(仇富)和《怎樣做大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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