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在這里不曾老去，談笑間，仰坐在寬大沙發(fā)里的老人依然書生意氣，揮斥方道，如炬的眼神帶著幾分嚴肅，也篆寫著不滅的人生理想――人權(quán)與法治。 　　1990年，被免去校長職務(wù)后，江平把分給他的校長住房也退了，那房子也太小，他自己掏錢在北京南四環(huán)買了三套連在一起的公寓。每個房間都有大沙發(fā)和各種家具，擺得滿滿當當，像是江平自己駁雜的經(jīng)歷：既在大學學過新聞，又轉(zhuǎn)而投身文工團，還管理過體育；既在英美的教會學校讀過書，又在蘇聯(lián)學過法律；既教過俄語，也教過英語。然而書房和茶室，顯示了他的清修，燈籠、鐵劍、棋盤、藤椅，充滿士大夫氣息。
　　江平只在中國政法大學成立早期當了6年校長，卻在歷屆學生們眼里，依然是“老校長”。中國政法大學1990年那一屆學生舉行畢業(yè)典禮時，已經(jīng)退位的校長江平?jīng)]有被通知出席，學生們看到主席臺上沒有老校長，于是，高喊著江平的名字久久不肯停息。在政法大學40周年慶祝大會上，江平的座位很靠后，主持人宣布參加慶祝會議的名單，念到江平的名字時，臺下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他只是位年邁的學者、教授，卻一直被外界尊為“法學界的良心”。從《民法通則》到《行政訴訟法》，再到近年來《物權(quán)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與頒行，以及對“新拆遷條例”修改討論的積極介入，江平已然成為了一個符號，他不僅僅屬于政法大學，也不僅僅屬于法學界，許多場合，只要江平到場，眾人都會起立鼓掌。他擁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響力。
　　
　　沉浮與枯榮
　　
　　祖籍浙江寧波的江平，1930年出生于遼寧大連，性格激情奔放的他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立志成為一名記者“為民請命”，但時局動蕩，大學第一年他選擇停課參加學生運動，1951年被選派到蘇聯(lián)學習法律，與法律結(jié)下不解之緣。
　　1956年，因成績優(yōu)異，26歲的江平獲準提前一年從莫斯科大學回國，任教于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正趕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因?qū)懥艘粡堦P(guān)于整風五點建議的大字報，1957年被劃為“右派”，可謂因提前一年畢業(yè)，而“搶來一頂右派帽子”。
　　那段時間是江平的人生低谷，低到不能再低。噩夢接踵而至，結(jié)婚一個月的妻子不堪政治壓力與他離婚；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勞動改造，左腳被火車壓斷，從此只能換上假肢行走。28歲，又是右派，又是傷殘，他在病床上考慮問題，“無非是婚姻可能麻煩一點�！敝荒芡�好處看�！皳旎亓艘粭l命。”
　　文革當中，北京政法學院完全解散，江平重組了家庭，夫妻兩地分居，在那個公檢法砸爛、法學教育停滯的歲月，江平在市郊延慶一所中學教書謀生。為節(jié)省交通費，他裝上假肢，騎著自行車，在風雨里騎行160里路，往返于延慶縣城和北京之間。寒夜里，身高體壯的大老爺們一針一針地給孩子織毛衣，為改善兒子伙食，他還收拾費事的豬頭做豬頭肉，苦中作樂。因看不到希望，他把自己省吃儉用從蘇聯(lián)帶回來的幾箱書，當廢紙賣掉了。那天，他寫了一酋五絕：“西天朝圣祖，讀經(jīng)寒窗苦。誰知歸來后，卷卷皆糞土�！�
　　他從那些書中挑了一本《資產(chǎn)階級國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來。1978年的秋天，江平接到了宣布他“徹底平反”的正式通知。一起交還給他的，還有當年他的批判材料和寫了無數(shù)遍的個人檢討。那段時間，一空閑下來，江平就把這些東西拿出來一言不發(fā)地反復看。經(jīng)歷了22年荒蕪壓抑的右派生涯，48歲這一年，江平重新回到了講臺。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學院的講壇上，率先在國內(nèi)開設(shè)了介紹西方國家民法的兩門課程――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他借鑒的參考書，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資產(chǎn)階級國家民商法》。這兩門課程成為開放后的中國課堂上私權(quán)理念最早的啟蒙者和傳播者，人格尊嚴、權(quán)利神圣這樣的概念從那個時候開始植入中國法學界。
　　他不僅在大學校園里廣受歡迎，還參與了我國多部法律的制定。1985年作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參與起草了《民法通則》，這被譽為中國版的“人權(quán)宣言”，其標志意義超越了法條本身�！睹穹ㄍ▌t》頒布一年后，江平牽頭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1989年頒布實施的《行政訴訟法》被西方認為是中國現(xiàn)代法制的開端，它標志著政府也可以成為被告，“民告官”自此成為流行詞匯。
　　1990年，60歲的江平被免去校長一職，這場意外的變故，被很多人認定是江平一次偉大的擔當。這段往事在學界一直流傳，從那時起，法大人一直稱他是永遠的江校長。解甲歸田的江平在這一年說話不多，他又開始寫詩。
　　他再次被關(guān)注，是在2003年修改憲法的討論當中。他在中共中央修憲小組專家座談會的發(fā)言，影響巨大。他說，憲法不應(yīng)頻繁修改，必須是在政治體制、經(jīng)濟體制發(fā)生重大變化時方有意義。他不同意修憲過分“神秘”。在之后的孫志剛案件中，他言辭激烈地抨擊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拆遷、征地引發(fā)的社會矛盾中，江平總是立場堅定地站在弱勢一方，不斷炮轟以“公共利益”名義侵占、掠奪私人財產(chǎn)。
　　
　　勇氣只是來自良知
　　
　　三月風：目前您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任務(wù)是什么?
　　江平：2008年年底中過一次風后，讓我覺得還是生命第一。不像以前那么忙了，但也沒閑著，除了帶博士生，依然專注的還是我們國家的法治和人權(quán)，像此前李莊的案件，在法學界有很大影響。
　　三月風：您是一個激情奔放的人，這一性格在幼年時期有表現(xiàn)嗎?
　　江平：1946年到1948年的高中對我政治鍛煉很關(guān)鍵，我讀的教會學校較民主，思想自由，能看進步書籍和參加學生運動。起初我傾向國民黨，中國成為戰(zhàn)勝國，很是揚眉吐氣，蔣介石到北京去太和殿，我們都去歡迎了；但后來通過看報了解國民黨的腐敗，又耳聞其產(chǎn)黨在解放區(qū)的清廉，我傾向其產(chǎn)黨，也加入民主青年聯(lián)盟。
　　三月風：您原來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就讀，之后卻從事了法學教育，是否有遺憾呢?
　　江平：參加工作后，我是國家組織安排第一批留蘇學習法律的。我當時也有一個很樸素的思想，覺得既然參加工作，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
　　三月風：留蘇期間，赫魯曉夫做的關(guān)于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報告，對您影響很大，您有怎樣的思考?
　　江平：很多蘇聯(lián)同學都號啕大哭，我們沒有那樣的切身感受，但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青年人之前都把斯大林當神一樣對待，現(xiàn)在一下子變成殺人犯的樣子了，心理沖擊非常大。難道斯大林可以把反對派里一半的人都殺掉嗎?一半的人失蹤或者殺掉。這時思想發(fā)生動搖。后來蘇聯(lián)有討論，斯大林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這個講話讓我反思。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時我也說了這些話，這些也是我成為右派的罪狀之一。當時我還年輕，朦朧地感覺到社會主義制度并不先天就會健康發(fā)展。
　　三月風：您的腿致殘后，最初是怎樣 適應(yīng)這種變化的?
　　江平：還是比較樂觀，畢競我是腦力勞動者，影響并不太大。1964到1965年“四清”運動時，需要到地里干活。裝了假肢，很難彎腰，更不能蹲，就只能趴在地上鋤草，但當時我更多是把這種挫折當成考驗自己的手段，給自己寫了一個座右銘，“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咬著牙也要完成�，F(xiàn)在適應(yīng)有50多年了，但一還怕磨破，二怕傷口的神經(jīng)疼。
　　三月風：在遭受了22年的磨難后，您對自由依然很執(zhí)著，被免除校長職務(wù)后為什么你還要一直堅持公共事務(wù)的討論?
　　江平：青年時代，我所受到的熏陶就是民主和自由。我常常說，人一生追求什么，最樸素的真理，嘴無非兩個作用：吃飯和說話。你僅讓我吃得很好，不讓我說話，這更可悲了。所謂的勇氣，沒有別的，就是良知。我已經(jīng)都80歲了，也沒有太大顧慮了，而且現(xiàn)在環(huán)境還允許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我們?nèi)鄙倜褶k慈善的嘗試
　　
　　三月風：您為何選擇民法、私權(quán)為自己終身的研究方向?
　　江平：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傳統(tǒng)，在中國，私權(quán)始終得不到重視和保障。這種情況下，保護私權(quán)就特別重要。私權(quán)的保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權(quán)力的限制。中國私權(quán)受到其他私權(quán)的侵犯，總的來說還是好解決。但私權(quán)要是受到公權(quán)力侵犯，就復雜了，比如拆遷。公權(quán)力強迫下，老百姓怎么來應(yīng)對公權(quán)力的強制。有些只能用自焚等激烈的辦法。從這來說，私權(quán)的保障和公權(quán)力的限制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
　　三月風：您說很多情況下，我們出臺的所謂的法律法規(guī)，是一個利益、矛盾、沖突的折中。國外也是這種情況嘛?
　　江平：任何法律出臺，都有矛盾，問題不到很嚴重的時候，不會立法，而立法了，也不會馬上解決所有的問題。西方國家毒品很嚴重，他們也有反毒品法律，但到現(xiàn)在進展多少也很難說。這是立法中的一個問題，但中國比較突出。
　　手機上流傳一個段子形容我們的法治情況，“嚴格立法、普遍違法，但選擇執(zhí)法�！边`法的人多，執(zhí)法只能挑重點。這是中國特有的情況。過去走私比較普遍，重點打擊只有一時威懾作用。如現(xiàn)在100人犯罪，抓其中10個人，震懾作用很大，但只抓一個，等于鼓勵犯法。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1000人中抓一個，或1萬人中抓一個，比如腐敗。剩下的人都僥幸，覺得自己太難被抓住了。
　　三月風：現(xiàn)在國家在提政治體制改革，您對這一問題如何看?
　　江平：真正從重要性上講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目前很難做到，那就只能從最方便、最簡易的入手。比如，行政權(quán)力的公開化“三公”，包括我們行政強制措施的透明化。老百姓能知道，真能參與到國家權(quán)力運行的進程中去，也很不錯，這是進步。雖然是不重要的一步，但仍屬于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三月風：您常說，中國的法治建設(shè)是進兩步，退一步。您是如何看現(xiàn)階段情況的?
　　江平：之前看報道說，浙江國有資本全面進軍農(nóng)貿(mào)市場，這是一個信號，似乎又恢復到計劃經(jīng)濟時候的一個做法。司法改革也是，不提司法獨立，只提公正，這是倒退，因為司法公平很多應(yīng)該是由司法獨立來體現(xiàn)。我們強調(diào)穩(wěn)定壓倒一切，但誰來確定這個地方穩(wěn)定還是不穩(wěn)定呢?
　　三月風：您在參加七屆人大期間的立法活動中，也參與了《殘疾人保障法》的討論和審議。保障法通過了，但至今很多殘疾人依然得不到保障，您如何看?
　　江平：關(guān)鍵還在于殘疾人自身能力的培養(yǎng)，當然因殘疾不同要區(qū)別而論。盲人本身受到限制，但我是肢殘，跟健全人一樣活動。有些殘疾人能起到比健全人更大的作用，關(guān)鍵還要發(fā)揮比其他人更多的勤奮努力，才能成為很強的人。
　　三月風：一些重殘者，幾乎沒有勞動能力，只能終身托養(yǎng)，但日前我們要做到這點很難，這是為何?
　　江平：我們的慈善事業(yè)還很不發(fā)達，官辦的慈善事業(yè)存在問題，衙門氣重，慈善事業(yè)真正搞好，必須搞好民辦慈善事業(yè)。沒有法律支持民辦慈善是一個原因，但關(guān)鍵是，一說到民辦慈善，很多人觀念里就覺得民辦的怎么能辦好，是不是借慈善名義，賺錢或虐待殘疾人。這是拿個別的事情來曲解私營企業(yè)的效應(yīng)。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目前缺少民辦慈善的實踐經(jīng)驗。任何事情不可能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很健全，美國的慈善事業(yè)也一樣，他們也是在有了幾百年歷史后，做法才逐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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