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畢飛宇小說《玉米》系列的敘述藝術(shù):畢飛宇玉米賞析
發(fā)布時間:2020-03-18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摘 要]在中國當(dāng)代文壇,畢飛宇無疑是個不可忽視的作家。他的《玉米》系列在敘述技巧的運用上有其獨到之處。第一,實現(xiàn)了他心目中的第一、第三人稱的“平均值”的“第二人稱”的設(shè)想;第二,以不慍不火、緩慢原始的敘述速度營造出全文的悲劇基調(diào);第三,幽默的語言風(fēng)格及比喻的妙用,令小說明顯增色。
[關(guān)鍵詞]畢飛宇;《玉米》系列;敘述藝術(shù)
2001年4月,《人民文學(xué)》推出了畢飛宇的長篇小說《玉米》系列,此后,便引起評論界的廣泛關(guān)注。我認為,《玉米》系列的魅力來自于敘述的力量。其敘述技巧既有著傳統(tǒng)“故事”的坦白直接,又有著現(xiàn)代敘事的深層意蘊,于自然質(zhì)樸中透出一股睿智鋒利的光芒。下面,本文便試圖對《玉米》系列的敘述藝術(shù)做一番探究。
一、敘述的人稱
“我堅持認為這本書采用的是‘第二’人稱。但是,這個‘第二’人稱卻不是‘第二人稱’。簡單地說,是‘第一’與‘第三’的平均值,換言之,是‘我’與‘他’的平均值!蚁霃娬{(diào)的是,《玉米》、《玉秀》和《玉秧》當(dāng)然都是用第三人稱進行敘述的,然而,第一人稱,也就是說,‘我’,一直在場,一天都沒有離開。”畢飛宇在《玉米•后記》中這樣說。
確實如此,在《玉米》中,“我”的聲音和“他”的聲音常常在敘述中交錯回響,形成一種眾聲喧嘩的效果,并在此種交錯中,很好地表現(xiàn)出故事的深層意蘊。這就印證了有人提出的“敘事人是構(gòu)成此故事多層意義的關(guān)鍵”的觀點。我們結(jié)合文本來做些分析。
《玉米》開篇不久有這樣一段話:“人們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懶,但人一懶看起來就傲慢。人們看不慣的其實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氣,她憑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樣目中無人?施桂芳過去可不這樣。村子里的人都說,桂芳好,一點官太太的架子都沒有。施桂芳和人說話的時候總是笑著的,如果正在吃飯,笑起來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現(xiàn)在看起來過去的十幾年施桂芳全是裝的,一連生了七個丫頭,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斂著,客客氣氣的。現(xiàn)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氣,身上就有了氣焰。雖說還是客客氣氣的,但是客氣和客氣不一樣,施桂芳現(xiàn)在的客氣是支部書記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書,她又不是,她憑什么懶懶散散地平易近人?”
這段敘述基本上都是“我”在說話,也即是全知敘事,但“她憑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樣目中無人?”及“她憑什懶懶散散地平易近人?”兩句,卻陡然間將說話人轉(zhuǎn)移到了“他”的身上,也即是以村中眾人的口吻說出的。作者這樣的寫法,實現(xiàn)了人稱的從容置換,于簡單質(zhì)樸的敘述中,給人一種獨有的親切感。而且,在看似第三人稱的“他”的敘述中,仍舊包含了濃濃的“我”的語氣,“我” 仿佛在對施桂芳進行一番評頭論足,有指責(zé)和批評的意味在里面。等于說作者借用“他”之口吻,敘說了“我”之情感判斷,達成了作者所說的“我”始終在場的觀點,形成一種眾聲喧嘩的效果,同時加重了作品的社會批判精神。
二、敘述的速度
畢飛宇的這篇小說敘述速度是緩慢、原始、平實的,如同一首小夜曲,緩緩地展開,似乎沒有什么急于傾訴。
一個名叫王家莊的小村,一個連生七個丫頭之后終于生了一個兒子的支書夫人,一個抱著小弟弟四處炫耀并借機羞辱那些曾經(jīng)與父親有染的女人們的支書女兒玉米,以及玉米后來談的那場并不成功卻驚心動魄的戀愛,小村的生活于這些瑣碎中漸次展開,其間的權(quán)利秩序也越發(fā)凸顯。直到一日,玉米的支書父親突然失去權(quán)力時,世態(tài)炎涼馬上迎面襲來,玉米頓時由高貴的鳳淪為卑賤的雞,此種屈辱令玉米不堪忍受,下決心定要咸魚翻身,于是她不惜以自己的肉體作為獻祭,躺上了權(quán)利的砧板。寫到此處,情節(jié)本該緊張起來的,但作者的敘述卻絲毫不感緊張,一樣的平穩(wěn)與舒緩,好像什么也沒有發(fā)生。及至最后,當(dāng)作者慢吞吞的撕開玉米屈辱不甘的內(nèi)心及郭家興道貌岸然的面皮時,還是那樣不動聲色,但越是如此,真相揭開的那一剎那越是讓人唏噓不已。正因為小說極寫了玉米的人生由登高到跌落之間的失重所引發(fā)的劇痛,才營造出一種沉重哀傷、無聲吶喊、欲哭無淚的氛圍,由此奠定了小說的悲劇性基調(diào)。
錢鍾書先生說:“人在高興的時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無聊,愈覺得日腳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別慢。”此段話正是說明了人的心靈對于悲劇的承受能力與接受過程是不可能迅疾而輕松的,必然沉重、遲緩,帶著一層層剝離的煎熬般的痛感,《玉米》的敘述速度便非常符合悲劇形成、發(fā)展的需要。
三、敘述的語言
畢飛宇駕馭語言的能力是相當(dāng)高超的。在《玉米》系列中,他就像一個高明的說書藝人,語言方式跟隨著敘述對象的性格、身份特征靈活變化,時而像謙謙君子,時而像地痞流氓,時而又像潑婦罵街,總之,說趙云不同于說張飛,窺一斑可知全豹,小說中每個人物形象都因其不同的語言特征具有了典型性,變得鮮活而生動。
幽默,是《玉米》系列典型的語言品格。昆德拉曾說過:“小說的智慧跟哲學(xué)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說的母親不是窮盡理性,而是幽默!笨梢娪哪袑τ谝黄≌f的重要性。試看下面這段敘述:
“關(guān)于王連方的斗爭歷史,這里頭還有一個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十幾年來,王連方的老婆施桂芳一直在懷孕,她一懷孕王連方只能‘不了’。施桂芳動不動就要站在一棵樹的下面,一手扶著樹干,一手捂著腹部,把她不知好歹的干嘔聲傳遍全村。施桂芳十幾年都這樣,王連方聽都聽煩了。施桂芳嘔得很丑,她干嘔的聲音是那樣的空洞,沒有觀點,沒有立場,咋咋呼呼,肆無忌憚,每一次都那樣,所以有了八股腔。這是王連方極其不喜歡的。她的任務(wù)是趕緊生下一個兒子,又生不出來。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王連方不喜歡聽施桂芳的干嘔,她一嘔王連方就要批評她:‘又來作報告了。’”
這段話中,隨處可見畢飛宇對那個時代政治性話語的幽默挪用。他把王連方利用權(quán)力公然奸淫村中許多有夫之婦的行為稱之為“斗爭”,把施桂芳的干嘔說成是“八股腔”、“作報告”,令人看了忍俊不禁,仔細品味又覺諷刺得刻骨。最重要的是,作者將這些詞語運用到文中絲毫不感突兀,反倒增添了幾分親切感,在使作品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的同時,強烈的調(diào)侃、諷刺效果油然而生。
比喻的妙用,亦為《玉米》系列增色不少。錢鍾書說過:“比喻是文學(xué)語言的特點”。此話極對,比喻令語言鮮活生動可感,單說《圍城》一書,去掉那么多精彩的比喻,都不知要減色多少。畢飛宇也十分重視對比喻的經(jīng)營。
如:“玉秧是雞群里的一只鶴,單腿而立,腦袋無聲地掖在翅膀底下,每一片羽毛都閃耀著雪白的光。這樣的孤獨最是凄清,卻又凝聚著別樣的美,別樣的傲,是展翅與騰飛之前的小憩,隨時都可以化成一片云,向著天邊飄然而去!币欢挝赖拿枋,有種羽化登仙的飄逸感,渲染的卻是玉秧的“木訥、拙巴、不合群”,此種性格到后來導(dǎo)致了玉秧心理的畸形,“實事求是地說,玉秧最初的跟蹤和挖掘只是為了完成‘工作’,并沒有特別的想法。跟蹤了一些時間過后,玉秧驚奇地發(fā)現(xiàn),對這份‘工作’,玉秧有一分難以割舍的喜愛!ぷ鳌嗪茫菢拥馗挥绪攘,叫人上癮,都有點愛不釋手了。即使龐鳳華沒有得罪過玉秧,玉秧相信,自己也一定還是喜歡這樣的!备櫠⑸遥咀e人的小辮子,將別人釘在恥辱柱上,似乎已成了玉秧人生的終極目標(biāo),這不是一個少女該有的正常心理,她的心過早的變得冷酷與麻木了,喪失了該有的美好與純真,這不吝是一種悲哀。
綜上所述,畢飛宇以其獨到的敘述技巧,在《玉米》系列中踐行了他“逼近生活質(zhì)地、逼近生活秘密、逼近生活理想”的文學(xué)審美觀,還是非常成功的。他以日常化的冷靜敘述寫出了女性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運,暴露和批判了人性丑惡的一面,對于喚醒我們久已麻木的人性善良和自我批判精神是有所助益的。
參考文獻
[1]畢飛宇:《玉米•后記》,《玉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2]王曉明:《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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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附錄》,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5]錢鍾書:《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王彬彬:《畢飛宇小說修辭藝術(shù)片論》,《文學(xué)評論》,2006,(6)
[7]徐仲佳:《權(quán)力與性――解讀的一種可能》,《名作欣賞》,2004,(7)
[8]李生濱:《敘述帶給我們的親切精致和心靈傷痛――細讀》,《名作欣賞》,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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