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即1982年，當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激進教授大衛(wèi)?賽門（David R.Simon）寫了一本《精英偏差行為》（Elite Deviance），我輾轉(zhuǎn)經(jīng)過朋友介紹而讀到時，已是1996年的重印第五版了。這本書的觀點對我影響極大，在許多文章里我都曾加以引用。
　　在這本書里，賽門教授開宗明義即指出，有錢有權有勢的人，他們的道德程度與他們的地位成反比，愈有錢有權有勢的人愈不道德，這些人會利益相通、心意相同地做出種種貪腐行為，制造偽劣商品，造成環(huán)境污染，以及對社會不公不義之事。這些事即是“精英偏差行為”。他的整本書就是在羅列這些偏差行為。
　　真正讓我震驚的乃是在該書的結(jié)論部分，他沒有在加強道德教育，提倡公職人的責任心等方面做文章，而是言簡意賅地表示，如果商人亂搞，政府該有為而不為，使得人民權益受到侵害，只有一個方法最有效，即是人民個別或集體提出“侵權損害賠償之訴”（Tort Suits）。告公司的大老板或政府的官員，這種想法很難進入東方人的腦海，因此，我們出了問題，總是在道德教育和提振他們的責任心上去做文章。我們怎么敢去告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精英？
　　但經(jīng)過多年的觀察與思考后，我愈來愈感覺到去告這些人的確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希望有錢有權有勢的人都有道德感與責任心，這當然是好事。但道德感與責任心不是普遍性，它們只是“任意的”（Arbitrary）標準，可以隨人亂說亂扯。這也是以德治國，最后一定搞成“人人滿口仁義道德，個個男盜女娼”的局面，反而不如你們害到我，我就是去告你們那么簡單明了。當生意人亂搞，他們就可能被告，而且可能被判決要賠出天文數(shù)字的賠償金，在這種司法的威嚇下，他們絕對會一切依法按良心辦事。當政府有權卻不作為，也可能被告判賠，他們還敢有權不做事嗎？把司法當作社會自我保護自我防衛(wèi)的屏障，實在是有大用的。
　　這時候，我就想到茱莉亞?羅伯茨主演的那部電影《永不妥協(xié)》（Erin Brockovich）了。那部電影說的是真人真事，美國“太平洋瓦斯電力公司”所蓋的一個加州電廠，由于排放的工業(yè)廢水里有六價鉻，使得社區(qū)居民飲用水被污染，致癌比例極高，此案受到瑪斯瑞律師事務所的女助理布洛可維奇關注，她鍥而不舍地收集證據(jù)，以及千辛萬苦地游說居民簽署委托書，而后正式提告，最后該案判決下來，總計賠償3.3億美元，乃是美國污染致癌單一賠償案的最高數(shù)額賠償案例，也是近代美國侵權賠償?shù)膭潟r代案例。
　　自從卡森女士（Racha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首度揭露有毒化合物如殺蟲劑等造成環(huán)境及人體的公害后，這個話題進入人類文明的時間表，后來我讀《卡森女士傳》才發(fā)現(xiàn)，她提出這種主張的初期，的確飽受攻擊，像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人都曾罵她無知，但她的先知之見最后還是被大眾所認識。而在她提出有毒化合物污染環(huán)境，污染食物這種警告后，美國人的訴訟提告即層出不窮，由于正反意見都要到法庭上公開討論，這也造成了相關問題的環(huán)境學、醫(yī)學、法理學的快速進步，這也使得美國在有毒化合物的治理問題上能夠領先各國。以前的致癌訴訟，被告都會用致癌的原因很多，你怎么證明是某種化合物所致來作為托詞，但隨著法理的討論，現(xiàn)在已將“總量層次的統(tǒng)計證據(jù)法則”（aggregate-level statistical evidence）當成了標準，統(tǒng)計上的有效就是證據(jù)力的有效。污染的公司賴皮卸責的空間已大幅縮小了。
　　最近臺灣也爆發(fā)塑化劑大丑聞。我認為之所以兩岸會出現(xiàn)類似的問題，是因為在環(huán)境公害、食品公害的治理上，都出現(xiàn)商人亂搞，政府有權但卻不作為的危機。在這個時候，只是主張商人要有道德感，政府要有責任心，其實是沒有用的，我反而認可賽門教授所主張的：你們沒有道德感，沒有責任心，使得老百姓受害，這時候就應集體去法庭上告他們，要他們賠償。侵權索賠，司法的威懾，其實是可以催生出商人的道德感和政府的責任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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