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建和冤獄案和臺灣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最新消息2018
發(fā)布時間:2020-03-18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蘇建和案是臺灣當代司法史上最受矚目,卻也最具爭議的司法案件。3個年輕人花了20年青春在證明自己無罪。臺灣的司法改革的確是圍繞著蘇建和案在跑。 20年前的一樁慘絕人寰的命案,導(dǎo)致一個家庭破碎,更意外讓3個年輕人因檢警不當刑求,衍生另一樁冤案,在槍決邊緣徘徊20載。2010年11月12日,臺灣“高等法院”更二審宣判3人無罪,已經(jīng)步入中年的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勛獲得清白,聚集在法院外聲援的群眾與其家屬感到欣慰,但受害者家屬仍悲慟莫名,期許亡者的冤屈可以早日得到正義。蘇建和案,延宕20年,不僅關(guān)乎個人正義,更牽動臺灣司法改革的歷程,是臺灣當代司法史上最受矚目,卻也最具爭議的司法案件。
一樁慘案演變成另一樁冤案
1991年3月,臺灣臺北縣汐止鎮(zhèn)發(fā)生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命案,臺灣檢警由現(xiàn)場采集到的指紋查出為現(xiàn)役軍人王文孝所有。同年8月,王文孝被捕,他在首次軍事檢察官偵訊時,承認因積欠賭債而犯案,并供稱為其一人所為,但隨后的警方偵訊中,王文孝供出與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勛3人共同作案。1992年1月,王文孝依軍法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同年2月,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一審宣判蘇建和等3人以“結(jié)伙強盜、強奸、殺人”為罪名,每人各判兩個死刑,1995年2月9日“最高法院”三審判處3人死刑定讞。
這樁表面上看來罪無可赦的死刑案件,卻是疑點處處,凸顯臺灣司法體系的問題。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zhí)行長林峰正回顧此案的檢警辦案過程,他說,警方在偵訊王文孝時,先入為主認定此刑案不可能一人所為,王文孝在體罰刑求之下,被迫供出蘇建和等3人,而3人也在警方刑求下做出承認犯案自白,檢警完全沒有提出3人的兇器、血衣、指紋、毛發(fā),唯一的科學證據(jù)是警方在未有搜索票的情況下進入莊林勛住宅,在其臥房衣櫥抽屜內(nèi)層夾板內(nèi)找到24元硬幣,警方指稱為贓款,但硬幣卻無血跡。林峰正說:“當時,臺灣司法界不愿面對刑求,又沒有科學鑒定能力,法官僅依靠自白判案,是整起冤案根源!
除了判案標準,蘇案更凸顯出臺灣檢、警、法三體系的官官相護,司法體系長期為了面子,不顧判決的荒謬,堅持司法判決的神圣性不容挑戰(zhàn),蘇案在1995年雖然面對強大質(zhì)疑聲浪,仍三審死刑定讞。臺灣人權(quán)促進會執(zhí)行委員、輔大法律系教授吳豪人說,檢察官不理會警方辦案草率,法官也不在乎檢警提出的證據(jù)薄弱,同時,后一審法官根據(jù)前一審判決書來斷案,彼此護短,被告的人權(quán)就這樣被犧牲,慘案未能得到正義,卻形成另一樁冤案。
追求正義與真相之路
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命案就在檢警瑕疵辦案,演變?yōu)樘K建和等3人冤案,蘇建和等3人上訴過程,極盡曲折。3人在1991年被捕時,僅是19歲青少年,正準備就業(yè)或上大學,如今已步入中年,青春就耗在死囚牢房,蹣跚走在追求正義和真相之路。
蘇建和等3人并不孤單,從他們在1995年2月被判決死刑定讞起,臺灣人權(quán)促進會(臺權(quán)會)、人本教育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合組“死囚平反行動大隊”聲援3人,他們最急迫的任務(wù)是展開救援,呼吁司法單位槍下留人,義務(wù)辯護律師積極介入?yún)f(xié)助,尋找新證據(jù),透過一次次上訴,追求真相和正義。同一時間,透過蘇建和案的宣傳和擴散,推動一連串的臺灣改革司法奮戰(zhàn),期待冤獄悲劇不再發(fā)生。
蘇建和等3人幾度徘徊在死刑槍決邊緣。時任“法務(wù)檢察總長”陳涵在1995年三審定讞之后的11天,就提出第一次非常上訴,遭“最高法院”駁回,又再提出二次非常上訴,同年7月,臺灣“監(jiān)察院”提案糾正“法務(wù)部”、“警政署”疏失,認為蘇建和等3人遭刑求,未能保障人權(quán),臺灣“司法院”受到更大壓力,歷任“法務(wù)部長”,包括馬英九等,都在壓力下未簽署蘇建和等3人的執(zhí)行死刑命令,拖緩執(zhí)行死刑時間。
蘇建和案更擺蕩在死刑和無罪極端判決之間,2003年1月臺灣“高等法院”首次宣判3人無罪,當庭釋放,檢方不服再度上訴,“最高法院”撤銷無罪判決,發(fā)回重審。2007年6月,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又改判死刑,法院未宣判當庭收押,創(chuàng)下首例。臺灣“高等法院”11月12日更二審判決,再度判決無罪。檢方可能再提上訴,“最高法院”將審議是否駁回判決之訴。
實際上,蘇建和3人曾經(jīng)拒絕陳水扁“總統(tǒng)”任內(nèi)的兩次特赦提議,因為特赦的前提是先認罪、不再上訴。蘇建和說:“司法審了我20年,沒辦法定我罪,然后告訴我,你要不要自己要求認罪,自己要求減刑,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人,你愿意嗎?我拒絕減刑,也拒絕特赦,誰要赦免我的話,我第一個抗議,因為我要求的是真相!”
蘇建和等3人爭清白、要真相,同時,心情長期都無法平撫的受害者家屬更迫切要找兇手,也不斷爭取上訴!爱敓o辜的人被判有罪,沒有人是自由人,因為不正義的審判,不僅讓蘇建和3個人無法成為自由人,被害者家屬因案纏身也不是自由人!
“高等法院”更二審宣判無罪的當天,守候在法院外的群眾沒有高聲歡呼,“臺權(quán)會”秘書長蔡季勛解釋,大家都希望能尊重和體諒吳銘漢夫婦家屬,他們的孩子吳東諺目睹歷程,身心受創(chuàng),其家屬也因此案折磨20年,由于檢警法三方一開始對調(diào)查審判草草了事,被害人家屬因家破人亡的仇恨,主觀認定蘇建和3人絕對涉案,使得蘇案兩方都進入無止境的煎熬。
蘇案的兩敗俱傷,促成臺灣推動被害人保護制度。蔡季勛表示,除了司法本身必須建立起公平審判的威信之外,對于被害人的訴訟權(quán)利保護,被害人補償、被害人援助都極為重要,臺灣1998年因而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蘇建和案促成臺灣司法重要改革
“高等法院”更二審宣布蘇建和3人無罪的那天,他們接受記者采訪,都提及內(nèi)心最卑微的愿望,是回歸平靜生活,過著平凡日子。然而,蘇建和案卻不平凡,關(guān)注臺灣司法改革的林峰正說:“臺灣的司法改革的確是圍繞著蘇建和案在跑。”
蘇建和案直接促成偵訊制度改革。在民間團體推動下,臺灣在1997年立法要求檢警偵訊必須全程錄音錄影,以防止刑求。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解釋:“這是非常進步的,連日本都僅有錄音,沒有錄影。”
蘇建和案影響刑事訴訟以人權(quán)保障優(yōu)先,取代厘清案情優(yōu)先的價值觀。林峰正記得,臺灣司法機關(guān)在1999年召開司法改革會議,這是一場臺灣司法改革空前的盛會,會議中擬定的共識成為司法改革綱要,以蘇建和案為案例,會中確認刑事案以保障人權(quán)保障為優(yōu)先。2003年翻修刑事訴訟法,確定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則,也就是,刑事程序原則由當事人(包括檢察官及被告、被告律師)主導(dǎo)進行,搜集有力的證據(jù),法官作為第三者不主動介入,依雙方提出的證據(jù)做出判決。
蘇建和案也推動和呼吁法官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蘇建和案就曾遇到法官詢問: “你們沒做人家怎么會說你有做,他跟你有仇嗎?”引起律師團質(zhì)疑法官公正性。
蘇建和案挑戰(zhàn)自白法則。林峰正解釋,當年缺乏對王文孝進行交叉詰問,法官采信自白,等到王文孝被槍決后,冤案變成懸案,爭議不斷。司法改革之后,導(dǎo)人交叉詢問制度,法官會對原被告對證人證詞進行反復(fù)詢問,厘清證詞的有效性,同時也確立違法逼供自白無效(違法排除原則),因此,高等法院更二審改判無罪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承認3人自白是在檢警刑求下做成,不具證據(jù)效力。
蘇建和案直接確立臺灣司法科學證據(jù)判案的準則。在蘇案律師團建議下,旅美刑事鑒定專家李昌鈺曾在2007年,以專家證人身份出庭,提出18項新證據(jù),推翻原鑒定報告,并曾與臺灣“法務(wù)部”法醫(yī)研究室專家當庭辯論,質(zhì)疑以豬骨取代人骨進行模擬等科學推論不當!案叩确ㄔ骸痹2008年委托李昌鈺另作鑒定報告,他引入最先進的刑案重建現(xiàn)場模式,模擬血液噴濺痕跡,重建現(xiàn)場,推定“吳銘漢夫婦命案極可能為已伏法的王文孝一人所為”,成為更二審被采用的重要證據(jù)。
李昌鈺的科學證據(jù),不僅讓過去依賴自白與薄弱證據(jù)判決蘇建和案的法院系統(tǒng)備受社會壓力,更讓臺灣的法醫(yī)鑒定技術(shù)不得不追求進步。
20年來的臺灣司法改革可以說是主要是從立法下手,也就是透過民間施壓,要求立法院訂立立意良善的法律。但吳豪人表示,立法后,這些理當依法執(zhí)法的司法人員有不去執(zhí)行,甚至拒絕法律的情況發(fā)生。在這個時候,就得不斷靠民間力量一個個個案去監(jiān)督,去質(zhì)疑司法人員的執(zhí)法。吳豪人說:“所有的司法人員,包括法官、檢察官,都理解這些新制度的優(yōu)點及應(yīng)該要做,但都以理論和實務(wù)的差距為由作為擋箭牌!
“理論和現(xiàn)實有差距應(yīng)該是司法人員的羞恥,但卻覺得沒關(guān)系甚至還合理化!眳呛廊酥赋觯20年前臺灣司法界就是有這樣的心態(tài),例如強調(diào)要刑求才會講實話,憑科學辦案太理想,雖然臺灣這20年的司法的確有長足進步,但類似的心態(tài)還是會偶而冒出來,離真正的理想還有距離。
來自司法界內(nèi)部的改革力量
從蘇案的審判過程,司法改革也從司法界內(nèi)部產(chǎn)生新力量。臺灣的司法體制可以說是從20年前一片黑暗慢慢走向光明,林峰正說:“改革主要是靠司法體系內(nèi)部,以及外部社會的能量達成!
司法改革與臺灣社會整個大環(huán)境變遷脫不了關(guān)系,林峰正說:“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校園軍事教官的控管、對學生刊物的審查都漸漸走入歷史,這也帶來法學教育的自由化!蓖瑫r,國民黨政治管制松動,臺灣社會逐漸走向民主和自由。
法官界在1990年已有改革動作,林峰正指出,1990年前后,曾經(jīng)有一批年輕的法官與民間力量合作,向司法機關(guān)要求審判獨立,訴求廢除判決得給“司法院長”批可的“送閱”制度及庭審抽簽制,希望能盡可能杜絕政治黑手插入司法界。林峰正說:“不過,爭取到審判獨立后,審判的品質(zhì)并沒有變好,仍發(fā)生蘇建和案等冤案,民間團體開始加大力量,推動更大范圍的司法改革!
律師界更是推動司法改革的中堅隊伍。吳豪人說,“美麗島”世代的辯護律師如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等人最后都跳出法律界,但是,1990年代的律師群,則有意識地搶下臺北律師公會的主導(dǎo)權(quán),打造為重要改革陣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則在1997年成立,成為推動司法改革重要的民間力量,參與的成員多是以律師為主體。
蘇建和案本身參與辯護的律師,跨越了老中青三代。一開始是由蘇有辰律師擔任辯護人,他現(xiàn)年已72歲,整整陪伴蘇建和等3人走過20年,后來加入顧立雄、羅秉成、尤伯祥、葉建廷等人組成辯護律師團,可以看出臺灣律師界在人權(quán)和司法改革的傳承,更可見過去的個人單打獨斗,已發(fā)展為壯大的改革隊伍。
吳豪人說:“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主體是律師,他們是民間法曹,也會與‘客戶’的利益直接相關(guān),對于司法黑暗最感同身受。”他進一步指出,1990年代之前,律師的錄取率不到10%,多由軍法官、立委等透過特殊管道轉(zhuǎn)任,1990年代之后,法律系學生成為律師主力,他們具備人權(quán)素養(yǎng),受自由化法學教育熏陶成長。
臺灣社會深層的改革
“高等法院”更二審宣判前夕,蘇建和案平反大隊為即將步入40歲的3人舉辦了“正義?無罪?自由人”的活動,蘇建和3人由臺灣最南端墾丁鵝鑾鼻騎自行車至臺灣最北端的富貴角,一路拜訪曾經(jīng)聲援過他們的朋友,沿途舉辦座談會,許多聲援他們的朋友,都趕來陪伴他們騎上一程。
時光回溯到2000年前后,蘇建和仍在死囚牢獄,邁向難熬的第10年,“臺權(quán)會”成員頻繁帶著書籍和食物到獄中探望,鼓勵和陪伴他們,并帶著臺灣作家探監(jiān),寫下一篇篇探監(jiān)日記文學,更與人本基金會和司改會等發(fā)起“走向黎明”活動,每天下午傍晚靜默繞行“立法院”和濟南教會一圈,風雨無阻,持續(xù)215天,希望提醒社會。當時的臺權(quán)會會長顧玉珍寫下:“蘇案不只是冤案,它是敏感的試紙,檢驗臺灣的司法貞操,檢驗我們對生命人權(quán)的態(tài)度!
從社會團體聲援的靜默繞行,到蘇建和3人呼吸自由空氣的自行車之旅,民間社會力量成為支撐3人堅持的力量,也是推動司法改革的重要能量。蔡季勛說,蘇建和案透過社會動員和宣傳,已擴大到教育界、媒體界、藝術(shù)界等重要領(lǐng)域的朋友,影響社會支持人權(quán)、推動司法改革的共識。
在自行車旅途中,蘇建和3人數(shù)度遇到警察臨檢,警方認出3人后主動表達途中遇到問題可以找他們幫忙。林峰正感嘆地說:“警方從肆無忌憚的刑求,到現(xiàn)在成為人民保護者,可以看出臺灣這20年的巨大改變!
實施民主選舉只是空殼,即使臺灣曾釋放明星級的政治犯,這也僅是代表威權(quán)政府在政治層次的妥協(xié),臺灣民間團體在表面的民主化后,正視小人物的遭遇,推動更細致、更巨大的官僚制度進行改革,其實才是真正深層改變臺灣社會的主要力量。
對20年來參與蘇案的聲援團體和個人來說,都希望透過蘇案,能讓長期不肯認錯的司法體系,經(jīng)過最后的無罪定讞,打破死刑零誤判的神話,希望帶動司法體系檢討更多冤案。官僚體系的威信,是要靠一次次地保障個人權(quán)利才能鞏固,而不是仰賴暴力機器以威嚇、硬撐的手段保護,因為這樣僅能起到裝飾作用。
3個年輕人花了20年青春在證明自己無罪,3人在2003年被釋放以來,蘇建和投人人權(quán)工作,加入“臺權(quán)會”。莊林勛為完成父親遺愿,考上大學,其間一度被判死刑,全靠親友和同學鼓勵,才完成學業(yè),背負著死囚罪名,卻難覓工作,莊林勛在被囚期間,精神耗弱,迄今在家休養(yǎng)恢復(fù)當中。
得知無罪判決后,害羞而不善言詞的莊林勛對媒體說:“希望我的不幸,可以換取別人的幸福。”在蘇案中,沒有人是贏家,司法體系本來就不應(yīng)該以人民的犧牲為代價才肯認錯,臺灣花了20年功夫跨出一小步,意義重大,卻也代表著臺灣社會對司法改革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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