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河北大學校園“官二代”駕車撞死學生案的指責和評論鋪天蓋地，“我爸是李剛”成為本周最酷的網(wǎng)絡流行語。這不禁讓我回想起前幾年在學術(shù)界的一場關(guān)于孔子鼓吹的“親親互德”的學案。該案起因于，孔予主張父子之間應當為雙方做的壞事隱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說這才是合情合理合乎道德的做法(“直在其中”)，北京師范大學劉清平教授(現(xiàn)任職于復旦大學)認為這種“親親互隱”的不正之風正是導致今天社會普遍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此論一出，引起了儒家信徒們一哄而起的圍攻，2005年出了一本《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70萬字中有60多萬字是攻擊劉清乎的觀點的。2007年，我針對該書再次發(fā)難，為劉清平的觀點辯護，又遭到儒學陣營五員大將的輪番戰(zhàn)。論戰(zhàn)持續(xù)了一年半，最終以對方的厭戰(zhàn)收兵結(jié)束，我的文章全部收在今年出版的《儒家倫理新批判》(重慶大學出版社)中。
　　學案歸學案，它畢竟只是口頭上和文字上的事情，打的是筆墨官司；但到底誰說得對，還得要由當前的現(xiàn)實生活來檢驗，也就是要由刑案來檢驗。我在論戰(zhàn)中假設了一個案例質(zhì)問儒生：如果你的親人無辜被殺，你是希望一個六親不認的法官來判案呢，還是希望一個與本案主有親戚關(guān)系且一貫包庇自己親屬的法官來判案?回答居然是后者。對方說，因為能夠把職權(quán)用在包庇自己的親人上(即哪怕丟官也要包庇自己的親人)，說明他“是一個值得敬重的人”，而一個六親不認的法官卻“絕對是不可信任的”。可見儒生們?yōu)榱俗詧A其說已經(jīng)背離常識到了何等地步。但即使如此，他們也未能自圓其說，卻恰好證明了“親親互隱”確實是因縱容包庇親屬因而導致腐敗的一個根源。
　　我在此想再請問任何一個儒生，假設被撞死的是你的女兒，你是希望李剛本人來處理此案呢，還是要請求李剛回避?因為李剛正是發(fā)生命案的河北大學所屬轄區(qū)的公安局副局長．盡管他口碑甚好，但并不能排除親情可能的干擾。中國2000年才出了一個包公式的法官，誰能擔保他就是呢?所以按照常理，此案應該由與肇事者無關(guān)的人員和部門來辦理，才能服眾。但如果有某位儒生說，我就是要李剛來判我女兒的命案，哪怕他出于“親親互隱”而包庇他兒子逍遙法外，但死了我女兒一人，弘揚了儒家優(yōu)良傳統(tǒng)，這值啊!也可以平息那些憤憤不平的圍觀群眾和網(wǎng)友們的怨氣。對這樣的瘋子，我們的確無話可說。人家自己都不在乎，我們瞎起什么勁呢?可是，不對啊?最講親情的儒家為什么會對自己的女兒如此薄情呢?批判“六親不認”的人難道需要以自己六親不認為代價嗎?
　　可見儒家的“親親互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當它維護一家盼親情的同時，必然無視和損害另一家的親情，如果家家都是不依不饒地維護自家的親情，則將導致天下大亂、無法無天。由此，就需要一個專制的大家長即百姓的“父母官”來處理各家之間的沖突，他以最高家長的名義擺平各家，其中吃虧的一方也就認了。因為他雖然可以和另一家平等相斗，但對于更高家長即政府權(quán)力，他斗不過，更不用說當另一家本身就是政府官員的場合了(如本案的情況)。這就造成了中國幾千年權(quán)力通吃的現(xiàn)狀，也是_中國幾千年專制的“正當性”根基。
　　當然，“親親互隱”本身，作為一種人性的弱點，也不是可以完全抹殺的。西方法制社會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容隱”，即將之作為一項個人隱私權(quán)加以寬容。例如不必要求李剛作證或檢舉揭發(fā)自己的兒子，只要求他回避。一切交給法律去處理就行了。但這種作為人性缺點的隱私權(quán)的“親親互隱”并沒有被看作是美德，而是被限制在法律范圍內(nèi)的對人性弱點的一種容忍，與儒家所鼓吹的作為一種美德和義務的“親親互隱”是根本不同的。
　　結(jié)論是，越是鼓吹“親親互隱”的儒家道德，當前的道德可能就會越是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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