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其他領域的改革更多涉及的是利益調整，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是希望和夢想。對于校長們來說，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僅僅有體制機制上的邊界約束，同時也承受著道德感上的折磨。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1000余萬考生的命運開始分野，這樣宏大的場面足以和歷史上任何一次大規(guī)模的“集體行動”相媲美。
　　巧合的是，就在高考結束的當天，2009年就業(yè)藍皮書《中國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報告(2009)》在北京發(fā)布。藍皮書指出，2008屆大學畢業(yè)生中仍有16.51萬“啃老族”――無工作、無學業(yè)、沒有求職和求學行為者。按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我國2008屆高校畢業(yè)生總數為559萬，畢業(yè)半年后沒有找到工作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失業(yè)大學畢業(yè)生有73.56萬。
　　更有意味的是，高考前三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西安，一下飛機就來到西安蓮湖區(qū)人力資源服務中心。在一個免費的政府創(chuàng)業(yè)培訓室里，面對20多名大學生、下崗失業(yè)人員和農民工，溫家寶說，你們是我最關心的三類就業(yè)群體。他還鼓勵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大學生說：“相信你們今天的夢想，明天會變成美好的現實�！�
　　不會有人認為，大學生的生存狀態(tài)已經徹底下墜到和下崗失業(yè)人員、農民工這些“階級兄弟”同等的水準。這更多的是經濟層面上的同等變化。博士生開出租的現象也在美國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出現過。在經濟低谷期，500多萬花費了巨大教育成本的社會精英顯然難以完全實現自己的主觀預期。今年有84萬應屆普通高中畢業(yè)生選擇放棄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慮而放棄高考。
　　不幸的是，這樣一種狀況發(fā)生在高等教育被普遍質疑出現信用危機的時候，就有些讓人深感不安了。近半年來，頂替門、弒師案、高校排名榜黑幕、校長帶頭學術造假、大學法學院設立信訪專業(yè)……無一不是飽受非議、引人關注的公共事件。
　　
　　校長在想什么?
　　
　　無論中外，大學性質的機構都是一個社會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臘憲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裝進入校園，去年底的騷亂事件中，校園就曾是抗議政府的騷亂人士的庇護所。中國遠在漢代就設立太學，作為“教化之本源”。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大學在數量上從未達到過大眾化的程度，卻也涌現了一批在世界上都聲名顯赫的教育大師、杰出的校長和大學，其思想和精神遺產至今仍讓我們受益。
　　對于很多人來說，高校，是一個夢開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學朱經武校長在擔心只有一批社會精英能進入大學，中間一條大溝，對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不利。對于內地而言，難道，進入了世界上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階段，迎接的卻是“夢醒時分”?
　　如今從高校里流淌出的不僅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會思潮，更有各種各樣的丑聞。人事爭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會的注意力，學術造假也成了腐敗“重災區(qū)”，能搞到錢、拉到課題似乎比學術貢獻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權、錢、學交易也不稀奇。
　　時間會改變這一切嗎?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后，也許會重現當年IT行業(yè)大規(guī)模吸納大學生就業(yè)的情景，但我們顯然已經面對一個疾病纏身的高等教育現狀。我們的高校與整個社會的關系已經陷入了這樣的悖論：高校具有社會普遍出現的丑惡現象和“潛規(guī)則”，但高校和社會的良性互動，比如像美國芝加哥大學參與改進周邊社區(qū)治安的成功典型，卻少之又少，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大學校長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們的作為空間到底有多大?這取決于人們從哪個角色看待大學校長。有的人覺得是官，有的人覺得是社會賢達，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們不會只滿足于中國的大學校長是一個合格的CEO，爭取資源，搞好管理。他們需要對于教育改革有所作為，哪怕只是務實的改革者――事實上，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描述。
　　
　　務實的改革者
　　
　　和任何領域內的改革者一樣，他們對改革的邊界約束的認識是清醒的，也不會輕言高校的獨立自主性。也許人們會感到碰到這些約束時，他們的表現同樣太“官僚”了。輿論一直呼吁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即使真正實現了，恐怕也不過是褪去了一層有些華麗的外衣而已。行政級別只是官僚化的外在形式，這正如民營經濟不姓公，但其中和權力結合緊密的不乏其例。
　　真正的想法是私下的，或者說是“牢騷話”，但這并不意味著公開說的就是無意義的。對于校長們來說，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僅僅有體制機制上的邊界約束，同時也承受著道德感上的折磨。政治領域的陰謀詭計有時候能夠充當歷史意志的工具，經濟領域的“原罪”靠主觀意志難以消除，但教育領域，道德上的瑕疵就直接宣判了死刑。教育改革對于一個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細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問。正如校長們說的：“沒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種罪惡�！币粋�急著澄清各種謠言的校長和一個真正犯事的校長同樣失敗。
　　這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得到印證。如果說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資源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價值和立場的話，那么在教育領域，這個法則就是失效的。來自香港的經驗告訴人們，雖然高校的經費幾乎都來自于政府，但在政府教育局和高校之間有一個獨立的中立的機構。因此，在教育領域，“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的黃金定律并不成立。雖然在個人表態(tài)時，已經退休的校長顯然比仍然在位的校長更能直言，更敢直言。
　　于是，對于改革，比如自主招生，我們看到了校長們的審慎的美德，即使是政府倡導的口他們很清楚，在誠信和公正脆弱的社會環(huán)境下，自主招生容易導致權錢交易。有的則帶頭減招部屬高校本地生。高考制度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弊端――有校長直言這種教育就是摧殘年輕人――但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就不能輕易破壞這一年輕人上升的途徑。在高等教育更重視提高質量之后，對于廣受爭議的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有的名校校長對其提高大學教育普及之功雖然十分肯定，但言談之間，對于本校由于特殊原因沒有擴招也頗感欣慰。
　　對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審慎，并不妨礙校長們對于大學教育的改革，相反，普遍的共識是把學生們盡快從應試教育中拉回來，比如通識教育試驗。回顧過去高校自己進行的一些改革，此類改革應該說是難度偏小的。培養(yǎng)的學生，不僅能當工程師，還能成為各行各業(yè)的領袖，這樣的目標不會遇到什么反對。問題只是在于實現的路徑。從宏觀上說，對于1000多萬考生、500多萬幸運兒來說，合適的大學分類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學對于國家未來意義重大，但無法取代更普遍的大學教育和職業(yè)教育對國人的意義。這是教育部門和高校的集體責任。
　　通識教育試驗是對存量的改革，1999年以后高校存量改革最艱難、最有爭議的一次應該是北京大學針對高校老師的改革。而類似清華大學的新設學院的國際化進程，類似于一種增量改革。一個沒有高教管理體制改革保障下的通識教育試驗，會走到什么程度呢?校長的權力，教師的權力。教育部門的權力，是到了需要認真清理的時候了。中國科技大學以批評校長很正常為一道獨特風景。這樣的大學越多越好。
　　如果說其他領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是希望和夢想。政府官員，尤其是政治中間層的官員，不承擔向社會輸出希望和夢想的使命，這才是必須改變高校行政化的根源所在。而一個能夠拿到很多資源的校長，頂多就是CEO。校長們推動的教育改革，且只能讓人還原到政績動機或者從各方面拿錢，改革的生命力就會枯竭。
　　當回憶起過去的大學時，人們不僅僅會念叨那些杰出的“人才”，更加津津樂道的是以校長們?yōu)榉�號的精神和理念，包括學理工出身的竺可楨。校長們都不斷重申自己學校的寶貴傳統(tǒng)，他們的內心也許同樣羨慕中國20世紀30年代大學的相對獨立性。但今天的改革，或者想更透明一點，或者想更公平一點，更像是一場局部的戰(zhàn)斗。
　　“要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濁清”。無論在何種邊界的制約之下，都產生過偉大的大學校長，比如年輕時候曾經喊出“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蔣南翔。務實的改革者，理應獲得人們的敬意。如果能更進一步，那么就不僅僅是敬意，民族的教育史也將深深刻上他們的名字。
　　教育改革對于一個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細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問。正如校長們說的：“沒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種罪惡�！币粋�急著澄清各種謠言的校長和一個真正犯事的校長同樣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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