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3月總是格外引人注目。1959年的3月10日是西藏上層統(tǒng)治集團的一些人發(fā)動武裝叛亂的日子，其后每年的“3?10”他們總要做出一些動作以示“紀念”，將其稱為“起義日”、“抗暴日”。他們以反抗正義的行動讓人們記住了這個日子。同是1959年的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fā)布命令，決定自當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改組后的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的職權。這標志著西藏社會大變革的開始和舊時代的結束。
　　2009年1月，西藏自治區(qū)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立為“西藏百萬農(nóng)奴解放紀念日”。這種事隔半個世紀后遲到的紀念仍然是有意義的，因為相當多的人們將這一天和它的意義忘掉了，尤其是一些根本不該忘記的人們也把它忘掉了。往后每年的這一天將會有一些相應的活動；也于是，“3?10”和“3?28”作為兩個對立的政治符號將會長期并存于西藏、乃至國際斗爭的舞臺上。
　　如果把“3?10”和“3?28”的意義簡化為“叛亂”和“民主改革”的話，兩者的應有邏輯當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因為農(nóng)奴主階級的叛亂會因改革觸犯他們的利益而發(fā)生，而不應是叛亂的發(fā)生造成了民主改革。但事實恰恰是反過來了：“3?10”叛亂先發(fā)生了，“3?28”改革隨后進行。
　　
　　叛亂與改革
　　
　　西藏是中國大陸最后得到解放的一塊土地。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解放大陸過程中的既定方針，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卻武力抗拒，于是1950年10月發(fā)生了昌都戰(zhàn)役。這一仗打破了西藏地方當局拒絕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幻想，帶來了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xié)議”的簽署。
　　該協(xié)議的第一條就是“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qū)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明確了西藏的主權歸屬。協(xié)議規(guī)定了西藏有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權利、西藏現(xiàn)行政治制度、達賴喇嘛和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不予變更，但也提到西藏的改革，提出“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改革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xié)商的辦法解決之”。顯然，這里關于改革的措辭是很溫和的。
　　實際上，鑒于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自1950年起中央就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改革的問題上確定了“慎重穩(wěn)進”的方針，而在諸如西藏這樣的地方，更提出了“和平改革”的方針。根據(jù)這一方針，改革要和少數(shù)民族的上層人士充分協(xié)商，要取得他們的同意，使他們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差，并在政治上也給他們做出安排。
　　由于這一方針，中央對西藏的改革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耐心，也對達賴集團為代表的西藏上層給予了極大的禮遇。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年僅19歲的達賴和16歲的班禪分別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他們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會見各國來賓和各界知名人士，會后又游覽了大半個中國，直至1955年3月由北京返回西藏。臨行前毛澤東又分別前往達賴和班禪下榻處為其送行。
　　而在此前后，毛澤東與達賴和班禪也有著頻繁的書信往來，以及隨書信往來的相互禮贈。如1953年3月10日毛澤東隨信附贈達賴喇嘛“擴音機兩個、附帶喇叭四個，電轉(zhuǎn)一個、附帶片子十二張，黃緞四匹，長白山人參一個，貂皮衣筒一件”。
　　我們相信，毛澤東等領導人如此禮遇達賴和班禪，不但是因為他們在西藏有著宗教和政治上的至高地位，而且也因為把他們看作了“西藏人民的領袖”、“民族的領袖”。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報》在《擁護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的社論中稱，西藏“人民對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對“上述兩位藏族人民的領袖的地位和職權也應予以尊重”。該社論是經(jīng)過毛澤東親自審閱并改寫的。1954年達賴和班禪在北京與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說到：“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領袖，西藏有達賴和班禪這樣的領袖是很好的�！薄霸谖鞑兀�不能只喊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還要喊達賴喇嘛萬歲，班禪喇嘛萬歲，不能只掛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還要掛達賴和班禪的像……”
　　“十七條協(xié)議”沒有對西藏的改革做出時間上的規(guī)定，毛澤東等與達賴的接觸交談似乎也沒有談及改革，但這并不意味著西藏可以放棄改革。因為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國各民族都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進行改革和改造，消滅剝削制度，這是在我國憲法上規(guī)定的。我們應該遵照憲法辦事，把奴隸、農(nóng)奴從舊制度下解放出來�！�
　　根據(jù)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具體情況，民族地區(qū)的改革一部分是與漢族地區(qū)同步進行的，隨著全國性的土地改革的完成，這部分改革的任務也便完成了。另一部分是滯后于漢族地區(qū)的，主要是在經(jīng)濟上尚處于封建領主制和奴隸制的地區(qū)。這部分地區(qū)的改革自1955年末起相繼開始，雖然對這些地區(qū)實行的是更為優(yōu)惠的“和平協(xié)商改革”，但四川的彝族和藏族聚居區(qū)以及甘肅、青海的藏區(qū)仍然發(fā)生了反抗改革的武裝叛亂。
　　西藏也屬于后一種地區(qū)，而且政教合一的舊制度統(tǒng)治頑固，解放時間短，干部條件差，所以中央對西藏的改革一直持最為寬容和慎重的態(tài)度。1956年中央做出6年內(nèi)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的決定。1957年1月，周恩來訪問印度期間向達賴和班禪等轉(zhuǎn)交了毛澤東的信，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強調(diào)6年不改，6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據(jù)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其后毛澤東、周恩來等又多次談到這一點。然而后來的事實說明，還遠沒等到第六個年頭，西藏部分上層分子就先行發(fā)動叛亂，改革也隨之展開了。
　　
　　反省的必要
　　
　　
　　“3?10”和“3?28”作為兩個政治符號，后者所代表的社會力量也要強大得多，但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在50年的歷史發(fā)展中，前者的聲音大大彰顯了，后者的聲音卻被淹沒了?我們現(xiàn)在提出把“3?28”設立為“西藏百萬農(nóng)奴解放紀念日”，說到底是被“3?10”打壓出來的、被動的。為什么不是當時，而是現(xiàn)在才提出這個動議，現(xiàn)在才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廢奴運動的重要里程碑，是對世界民主、自由、人權事業(yè)的偉大貢獻”?是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一改革的偉大意義，還是有所顧忌而有意壓低了自己的聲音?
　　達賴集團無論在50年前還是今天，都是藏族人口中的極少部分。但無論當時還是現(xiàn)在，他們都自視為藏族人民的代表、藏傳佛教的代表，而我們在相當程度上也同樣把他們當作了這樣的代表。正因為此，我們的領袖和有關部門可以打破常規(guī)、將他們待若上賓；為取得他們的同意、等待他們的覺悟，中央可以將改革的時間一拖再拖。但他們卻并不領情。實際上，達賴集團并不代表藏族人民，否則他們不會那樣不堪一擊：1959年3月10日開始叛亂，雖然起初得勢了幾天，但3月20日平叛戰(zhàn)斗開始后，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軍，僅用兩天時間便把他們在拉薩的叛亂武裝殲滅了，之后，西藏其他地區(qū)的叛亂也被迅速平息。共產(chǎn)黨領導的改革一開展，百萬農(nóng)奴一下子就發(fā)動起來了，很短的時間內(nèi)便將統(tǒng)治西藏千百年的三大領主及其社會制度徹底推翻了。
　　這里，我們將原定6年不改、6年之后改不改要看情況的承諾打破了，但實踐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我們的改革很順利，得到了藏族人民的衷心擁護。沒有經(jīng)過達賴集團的同意，我們同樣成功進行了民主改革。這說明，我們原來過高估計了達賴集團在西藏的統(tǒng)治力，也錯誤地以為他們代表了西藏人民。馬克思主義講階級，講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而在這一點上，我們卻背離了自己的信念。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戒的。
　　民主改革50年后的西藏，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結構和人民生活早已今非昔比，然而達賴集團的影響卻并未隨突飛猛進的社會進步而消解。這里國際敵對勢力的扶持和縱容是第一位的，沒有外部的支持，達賴集團一天也活不下去。然而我們的應對方略是否得當恐怕也應有所反思，其中也包括我們對自己和達賴集團力量對比的估價。真正的力量在于人民，誰代表人民在于誰能夠真正為人民謀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擁護。在這一點上，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黨和政府應該有完全的自信。達賴集團自恃有著宗教的優(yōu)勢，但正如世俗社會不能形成壟斷一樣，宗教壟斷也對包括宗教在內(nèi)的社會進步是一種阻遏。我們完全應該、也能夠合理合法地阻止和分解達賴集團對于藏傳佛教的壟斷和操控，而不應去被動地承認甚至有意無意地強化他們的壟斷和操控。抹去了達賴喇嘛身上神的光環(huán)，也便解除了他的最后武裝。
　　50年前，我們曾過高地估計了達賴集團的力量而延遲了改革的進程，當今我們是不是仍然高估了他們從而阻遏了我們應有的步伐?這一點，在這多事的3月的確有認真反省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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