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讓人困惑的一年，在公共知識分子大都時事評論員化的浪潮中，很多真實而痛切的問題討論卻隱身了，但它們卻并沒有消失。 　　 　　作為瞻前顧后、承前啟后的一年，也是探索改革路徑的關鍵一年，按說2008年關于改革是非和方向的爭論，應該較之以往有所提升，但奇怪的是，今年并沒有遷入印象特別深刻的聲音。
　　在很大程度上，這可能要歸因于今年頻發(fā)的各種重大社會公共事件分散了知識分子們的注意力。然而，和往年相比不同的是，即便是針對這些公共事件，來自知識界的聲音似乎也少了許多，一些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選擇沉默，而在選擇發(fā)言的知識分子當中，不少人操持的仍舊是一些“確信無疑的常識”，而這些“常識”的說服力早已開始游移不定或呈現(xiàn)邊際效應遞減。
　　
　　經(jīng)濟學界的法制邏輯
　　
　　今年年初，《勞動合同法》開始正式實施。圍繞《勞動合同法》展開的討論，充滿了象征意味。正是這部法律，讓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近年來中國政治和經(jīng)濟發(fā)展中一直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秘密。
　　在1月至3月份的諸多言論中，大都是經(jīng)濟學家對這部法律的一邊倒的聲音，他們明顯強烈反對和批判《勞動合同法》，其理由是限制了企業(yè)主用工的自由，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將大大提高企業(yè)運營成本，其中以張五常和王一江的言論最為引人注目，張認為《勞動合同法》會把“經(jīng)濟搞垮”，王則主張《勞動合同法》應對中小企業(yè)實行豁免。
　　但到了3月中旬之后，媒體輿論開始轉向，開始出現(xiàn)不同意見，開始稱《勞動合同法》是“世界上用工最自由的一部勞動合同法”。
　　在這種關乎基本社會關系的討論中，利益集團及其知識分子代言人的不負責任由此可窺一斑，比如關于備受關注和爭議的無固定期限合同，反對者大都估計沒有認真地看完《勞動合同法》，更談不上對《勞動合同法》的體系解釋。
　　通過經(jīng)濟學家對《勞動合同法》的態(tài)度，不難看到過去多年“發(fā)展至上”思維的遺產(chǎn)負擔是多么的深刻。這一點，從主流經(jīng)濟學家對“改革開放30年”的解釋上也可以得到印證。
　　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第10屆光華新年論壇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10位經(jīng)濟學家發(fā)表了改革開放30年的回顧、評價與展望。從他們的發(fā)言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關于“30年無論如何總做對了些什么”的辯護，而這種辯護多是一種知識分子作為幕僚的自我表揚。發(fā)生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身上，關于改革之初“價格雙軌制”發(fā)明權的爭議亦是一個有趣的注腳。
　　至于改革過程中蘊含的矛盾和如何重建改革共識鮮有人提及，不少經(jīng)濟學家提到了法律和法治，但他們對法治的理解并未超越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壞市場”和“好市場”之說：壞的市場經(jīng)濟受“權貴”主導，好的市場經(jīng)濟是以法治為基礎。
　　對此，人們自然會提出兩個疑問：其一，不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jīng)濟還叫市場經(jīng)濟嗎?其二，我們該不該以法治去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在此過程中，法治會不會異化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護航工具?誠若如此，法治如何擺脫工具主義的束縛，為市場交易維持秩序呢?法治自身的獨立價值何在?換句話說，好市場不過是用法律去促其發(fā)展的市場而已。
　　前述困惑同樣是“發(fā)展至上”模式尚未成功向“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模式轉變的見證，所謂“科學發(fā)展觀”、“又好又快發(fā)展觀”任重而道遠。因此，有必要期待經(jīng)濟學家群體在中國經(jīng)濟改革進一步走向縱深的情況下，提高自己的法律修養(yǎng)，校正自己的機會主義和投機主義的法治觀念。
　　
　　而立之年的自我認知
　　
　　改革開放步入而立之年，那么中國知識分子在自我意識上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嗎?
　　有人說，舉辦奧運是一個國家的成年禮。但就是對這一成年禮的評價，知識分子群體中的高調者認為，北京奧運會是現(xiàn)代中國強國夢的表達和實現(xiàn)，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新的起點，他們的言論與官方言論的契合程度令人側目。
　　2008年中國民眾在面對重大社會事件時的群體性反應舉世關注，而在中國人自發(fā)組織起來的活動中，西方各國憤怒的中國留學生的表現(xiàn)尤為值得關注，他們甚至比從未離開過本土的中國人擁有更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今年極為突出的現(xiàn)象，在知識界同樣缺乏引人矚目的深刻自省與思考，誰曾來清醒地點破這愛國主義高潮背后的社會意識空心化?
　　同樣的，拉薩事件所引發(fā)的另一種內部民族主義問題也仍舊沒有被知識界所正視。一方面，已有前車之鑒，憚于輿論形勢的知識分子們選擇沉默，情有可原。但另一方面，集體沉默之嚴重態(tài)勢卻也不得不令人生疑，作為精英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面對中國內部問題的復雜性時，原本就存在集體性的視野狹窄，儲備不足，進而根本上缺乏深刻的自省意識。
　　與上述所有或高唱贊歌、或選擇沉默、或窩里斗窩外橫的現(xiàn)象相比，倒是一個中學教師、“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奉者范跑跑，不經(jīng)意間成為旗幟性人物。輿論嘩然，支持范跑跑用自由主義辯護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即便在范所向往的“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他的遭遇也并不比在國內好很多。在地震較頻繁的加州，由《加利福尼亞洲民法典》第3100條規(guī)定所有公職人員是災難服務人員，“此公職人員包括教師，因此，當災難發(fā)生時，美國教師有疏散學生的職責”。范跑跑事件證明，如果脫離了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具體歷史情景的認識，單純靠這些理念去行事，容易出現(xiàn)滑稽的鬧劇。
　　快速發(fā)展的中國離不開知識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參與。特別是1990年代末以來，市場化媒體快速增長，一批被公眾寄予厚望的“公共知識分子”光榮產(chǎn)生。然而不幸的是，成也媒體，衰也媒體，在近兩年眾多媒體開始力推“時評版”這種專為知識分子而設的“重要版面”之后，公共知識分子們的面目反而愈發(fā)模糊。而今年，越來越多的事實不禁令人發(fā)問，時過境遷，難道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還仍舊停留在“知道分子”的層面上?
　　迄今為止，不少學者在談論問題的時候，樂于以西方作為參照系，但言者往往將西方簡化為一些“確信無疑的常識”，學者嚴瑜表達了對“確信無疑的常識”的懷疑：“在今天，對事關民族和國家前途的重大研究方面，勤謹和負責已經(jīng)是稀缺的品性。比如，當人們事事都以西方的普世價值為標準來談論中國的時候，對西方歷史和思想的具體復雜的脈絡究竟有多少把握和積累?當人們討論現(xiàn)代化或者民主的時候，對現(xiàn)代性問題、民主理論和歷史有多少了解和積累?當人們熱衷于宣告中國文化的落后和腐朽的時候，對中國民情和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脈絡有多少把握和積累?”
　　汶川地震的傷痛還未撫平，西藏事件及奧運會所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未理順，群體性事件不斷爆發(fā)，如今又面臨金融危機的巨大壓力。中國需要重新審視的，是市場和政府、政府與社會、市場與社會這三對關系，如果我們對公共知識分子還有期待的話，那便是，此時此刻，知識界更需冷靜謙和的態(tài)度。更具自省力地審視國內的問題。
　　
　　(責編　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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