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重建對法律的信仰，重建對權利的信仰或許更切合這個時代，因為一切法律的規(guī)制都是為權利而設。只有秉持堅實的權利觀念，才能支撐起制度與法律的良心。 　　 　　用腳投票不能“走投無路”
　　
　　中國轉型至今，發(fā)生在上世紀初的選舉如今更像是一道歷史的蒼涼手勢。然而，在人類歷史上，獲得“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前“用腳投票”的籌碼同樣必不可少�；仡櫧�30年中國社會的成長，最賞心悅目的進步莫過于一個開放社會的正在形成，以及用腳投票的機會增加。眾所周知，中國公民曾經(jīng)被體制化、結構化為特制的螺絲釘，并非可以隨意挪動。
　　談到用腳投票，難免讓人想起古羅馬。古羅馬不僅是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搖籃，而且繪出了今日依舊清晰可見的草圖。共和制之于三權分立，辛辛那提圖斯之于華盛頓，康茂德之于極權統(tǒng)治，角斗場之于大眾傳媒，此外“分而治之”、“拉丁權利”等等，無論是制度、法律，還是體育、文化，似乎都不難從中找到最初參照。
　　公元前510年，此時的羅馬雖然關上王制的大門，轉入了共和時代，但由于當時是貴族共和，由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為債務變成了奴隸，所以矛盾十分尖銳。最后的結果是，為了擺脫貴族的控制，許多平民帶著武器和生產工具離開羅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撤出羅馬城去了東郊的圣山，表示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別了，羅馬!”由于平民大量出走，勢必造成生產停頓、兵源匱乏，貴族一時慌了手腳，于是派出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談判，最后談出了保民官制度。應該說，這是世界歷史上最萬種風情的用腳投票，最有收獲的用腳投票――因為此后，只要保民官一聲“veto”(拉丁語：我禁止)就可否決政府的法令和元老院的決議。作為羅馬法淵源的《十二銅表法》同樣是平民與貴族博弈的產物。用腳投票的可能不僅使平民挺直了腰桿，更是他們自我價值及有權選擇更好生活的無聲宣言。
　　平民能夠取得勝利，至少有兩個條件。其一是可以自由離開羅馬城；其二是在羅馬城外有一片可以屬于他們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羅馬平民用腳投票的權利，后者則使他們在用腳投票時不至于無路可去，陷入“霍布森選擇”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困境而別無選擇。在國家吞并社會、禁止自由行走的特殊時期，用腳投票多是空談。
　　在中國，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與開放的拉動下，社會才一點點地從國家體制中解放出來。近3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逐步打破了原來的單位體制，使國民能在不同單位、不同地區(qū)之間自由流動。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從政治人還原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正常人。
　　而在開放國家，不同的州之間是競爭的�！凹偃缥也幌矚g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遷移到另一個州。”也就是說，在那里不僅要有市場經(jīng)濟，同樣應該有“市場政治”。自由抉擇的背后是一套“市場政治”的法則�；钴S于政治市場的競爭不僅體現(xiàn)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移民，同樣體現(xiàn)在一國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遷移。由于沒有戶籍和單位的禁忌，西方居民可以通過居住地的自由抉擇客觀上使地方政府陷入關乎治理能力的競爭之中。就像平民離開羅馬城，借自己用腳投票的權利與治理者充分博弈。
　　
　　如果我們承認好社會是不斷地用腳投票的開花結果，就不難發(fā)現(xiàn)，開放社會及隨之而來的用腳投票其實暗合了一種民主內涵。當然，也有一群人“用腳投票”投出一個國家，比如南歐袖珍小國圣馬力諾。
　　然而，在國家壓倒社會的時代，自然資源實際歸屬于“權力所有制”的時代，人們卻不得不面臨“無地自容”、“走投(用腳投票)無路”的困境。真正的“國家”，應該是有“國”有“家”，公私分明。國家至少應該保障國民這樣一種權利，即當他們無心國事時可以用腳投票回到自己的茅屋或精舍以求“自治”。
　　
　　物權是一種分權
　　
　　影片《大地雄心》(Far and away)演繹了歐洲人尋找土地的壯闊精神史。約瑟?多內里是生活在19世紀愛爾蘭的一個農民，他的“愛爾蘭夢”就是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父親臨終前留給他的遺產是一段充滿溫情與希望的話，“一個人只有擁有土地才有價值，才有靈魂。當你擁有自己的土地時，父親便在上帝所在的天堂里微笑，在天堂里看著一路上倒下又站起來了的我的孩子。”
　　顯然，土地不僅是作為一種自然資源，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更代表著一種文化與精神高度。
　　近年來，各類丑聞此起彼伏。一件丑事被曝光，很快便會在另一個地方找到相同的版本�！安疬w黨”之胡作非為，之鴻篇巨制，更是無人可及。而且，拆遷的隊伍越走越長。許多本來應該“善前”的事，偏偏做成了“善后”。比如說，湖北漢圣庵被拆，襄樊官員也說要“異地重建”。在這些官員眼里，對文物進行“先斬后奏”式的毀壞仿佛只是為了搞換頭術表演，而不是殺人�！跋炔疬w，后安置”本質上說，是一種流氓邏輯，是一種生米做成熟飯，先強奸然后娶妻生子的邏輯。
　　“先拆遷”就是舊屋已去，新屋未建；而“后安置”則有可能再也不安置了，于是乎被拆者只好忍受天寒地凍，或在戶外盡享“席卷天下”的好處。比如歷史上的許多革命或者造反，雖是官逼民反，但卻也頗有點神似今日之“拆遷政治”的意味――將新天地允諾得光彩照人，然而，實際上卻是無法兌現(xiàn)的空頭支票。
　　中國房地產很大的問題就在于有房產而無地產，所以“鐵打的房子也在風雨飄搖”。這的確不是危言聳聽。由于土地名義上屬于所有人，這也意味著不屬于任何人，這便注定了土地的占有將永遠服從于弱肉強食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每個人所擁有的都是一種朝不保夕的權利。
　　有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大財主，平日里過得優(yōu)哉游哉，有次遇到了大洪水，于是抱著財寶爬到了樹上。由于水沒有退，他也下不了地，這些財寶全是累贅，最后他掉到水里淹死了。這個故事間接表明，土地所有權才是一切權利的根本，因為人必須依托大地創(chuàng)造、生活與積累財富。沒有土地所有權的任何財產權，甚至包括人權，都可能變成水月鏡花、空中樓閣。
　　另一類相似的故事則是“巨人安泰”的悲劇�；蛟S，人類就像是神話中的安泰，脫離了大地母親的巨人安泰變得不堪一擊，被赫爾克里斯撕成了碎片。
　　那些失去了大地的人，也同樣會失去天空；正如失去了物權的人也會失去人權。如果人連基本的物質生活的權利都無法保障，個別人也許能在精神上保持某種自由，但對于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他們的自由與權利的觀念必定大打折扣。
　　潘恩在《常識》里說：“社會在任何狀態(tài)下都是一種福祉，而政府，即使當它處于最佳狀態(tài)時，也不過是一件不得已的禍害。”密爾也指出：“所謂自由，是指對于統(tǒng)治者的暴虐的防御�！钡�是，顯而易見的是，任何自由都不能失去大地的支撐，而產權的作用即在 于為種子提供了一種果殼一樣的保護。或者說，既是對政權的一種防御。也是一種分權。
　　更重要的是。如果產權能夠得到真正的保護，對于掌權者來說，失去權力也不是一件令人絕望的事情�；蛘哒f，產權不只是一種權利，同樣意味著是另一種可以支配或者參與社會的權力。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華盛頓在獨立戰(zhàn)爭結束后拒絕做皇帝而是回到了自家莊園的葡萄架下安享晚年。而時至今日，許多中國人包括富豪面對未來卻仍時時心有不安，一個重要原因，不外乎當下中國的物權保護還沒有進入理想狀態(tài)。
　　
　　自然資源“守櫝失珠”
　　
　　盡管從整體上說人類政治已漸漸昌明，但是，以土地、石油和水資源為核心的自然資源的控制和爭奪戰(zhàn)，卻須臾未停。通常認為，一個國家崛起有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充足的物質資源的保障，二是有效的制度環(huán)境。
　　有關數(shù)據(jù)表明，自然資源多寡已不再決定一個國家財富的高低，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反而經(jīng)歷了高增長。一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沒有獲得高增長，是輸在了制度環(huán)境上。目前，中國現(xiàn)行自然資源權利制度，與發(fā)達國家自然資源權利制度建設相比，尚存在著諸多問題。
　　在1954年中國制定《憲法》之初，即將有關自然資源的法律規(guī)范問題寫入其中，第6條第2款中明確規(guī)定：“礦藏、水流，由法律規(guī)定為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第8條第1款又規(guī)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边@一規(guī)定，表明了國家在明確上述資源為國家所有的前提下，承認農民對部分土地的所有權。只不過后來，農民私人土地變戲法般變成了集體所有，并在實質產權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叭�民”或“國家”所有最后都是變戲法般變成“政府所有”。在強大行政權力面前，權利被“充公”時，社會像是一個不設防的城市，而一旦想贖回，則要跨越萬水千山，因為其時權力已經(jīng)深諳“普天之下，莫非國土”的好處。關于這一點，翻翻近年來迅猛增長的“土地財政”便可略知一二。
　　根據(jù)1982年《憲法》第10條第2款規(guī)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土地實行征用�！眴栴}是，如果“公共利益”的定義權只是由國家說了算，這必然意味著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是相對的，國家所有權是絕對的。事實上，盡管根據(jù)憲法原則刑法設立了“破壞環(huán)境資源保護罪”，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推土機政治”與“推土機經(jīng)濟”在中國城鄉(xiāng)大行其道，那句著名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衛(wèi)兵不能進”的產權宣言仍不過是來自遙遠世界的縹緲回音。
　　如有學者指出，目前法律對于自然資源所有權的相關規(guī)定尚有諸多缺陷：抽象的“自然資源”因不能支配而不可能設立所有權；部分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等不稀缺而不需要設立所有權；國家和人民是兩個不同的主體，在自然資源上設立所有權違反了一物一權原則。當抽象的“自然資源”不能進行價格核算，在國有資產的賬戶中也找不到土地、礦產、漁業(yè)的會計核算，更沒有相應的社會核算，自然資源的保護便陷入一種“守櫝不守珠”的制度困境。
　　“無價之寶”不是寶。計劃經(jīng)濟下自然資源的無價或低價概念的被繼承，而導致后來的無償或低償開發(fā)利用，結果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陸續(xù)開始的“炒地”與“炒礦”造就大批暴富階層，許多人通過圈地和圈礦以及少數(shù)官員利用行政配置地與礦的權力，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國家壟斷自然資源形成了自然資源主體的實際缺位，導致資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資源被浪費、破壞、偷竊甚至掠奪。這也是近年來有些掌權者能夠在短期內暴富之原因所在。當資本化過程中產權界定不清，社會便將自然資源的命運及其定價權拱手交給了掌權者。
　　
　　物權乃憲政之基
　　
　　談到憲政制度的起源，里查德?派普斯在《財產與自由》里論證了土地私有制是英國憲政、代議制的基礎。由于土地私有權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國王必須求財產所有人交稅。由于私人財產所有者財政上獨立于國王，反而是國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稅一直是個頭痛的事。早期英國王室賣王室土地得到相當財政收入，后來主要靠稅收。為了解決稅收的困難，國王開始召集國會，讓國會自定稅率，并形成憲制承諾，“不經(jīng)國會同意，不能加稅”。
　　國會在英國歷史上是獨立于王權的另一個政治中心。國王不會喜歡它，但在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約束下，又不得在國會的幫助下收稅。英國國王的財政在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下不得不依賴民意代表機關。有幾位國王盡量少開國會，只是要加稅時才想起開國會。但這種制度逐漸演變成習慣：“沒有代表則無稅”。國王慢慢接受了這種公共財政與國王稅收之間的關系。
　　事實上，17、18世紀英國的平均稅率比法國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實實交稅，卻民富國強(比法國人均收入高1/3)，自然是私有財產加代議制的功勞。法國雖有《拿破侖法典》，但對私產的侵犯比英國厲害得多。有了代議制，讓人民自己決定稅率，稅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稅收可以用來做很多修橋、鋪路、司法、城市公共設施，所以當時人民的收入反而高過東方一些看似薄賦輕徭的專制國家。關于稅收意義在憲政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區(qū)別，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著述中曾經(jīng)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為什么英國崛起的同時卻法國衰落了?關鍵就在于英國憲政限制了王權，從而確保產權明晰，不受最高統(tǒng)治者干擾；而法國的絕對王權使腐敗叢生，落后利益集團維護舊的秩序，產權不受尊重，壓制新興的工商階層。用經(jīng)濟學家楊小凱的話是，“如果不保護土地產權的制度是對的，當年就應該是法國比英國更富強，而不是法國在落后的刺激下爆發(fā)大革命，不得不改專制制度。”
　　相較重建對法律的信仰，重建對權利的信仰或許更切合這個時代，因為一切法律的規(guī)制都是為權利而設。只有秉持堅實的權利觀念，才能支撐起制度與法律的良心。如果我們承認憲政必須依靠產權支撐，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去權力”背景下中國社會化與資本化的過程，并不只是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的過程，它更是一條通向憲政的必由之路。
　　
　　中國資本化之隱憂
　　
　　近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改革與社會化的深入，中國經(jīng)濟進入一個全面資本化的過程，即“財富”轉化為“資本”過程。如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所指出，與以英國為肇端的工業(yè)革命一樣，150年來的金融革命同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創(chuàng)舉，許多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都是受益于這150多年來的金融革命而迅速發(fā)展與強大起來的。100年來美國的繁榮，其動因有三大支柱：工業(yè)革命、科技創(chuàng)新及金融革命或經(jīng)濟的“資本化”。
　　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所經(jīng)歷過的金融化發(fā)展，也是美國過去150年來金融化發(fā)展的一個縮影。相較而言，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有財富但沒有資本的社會”。 土地、自然資源為國有且不能出讓使用權，不具備資本價值；企業(yè)為國有、集體所有，它們的財產和未來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買賣，更何況這些產權也沒清楚界定過；而公民作為社會主義大機器中的“螺絲釘”，個人的勞動力與智慧也屬于國有財產，所以公民未來勞動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據(jù)化。而30年來，中國不斷將以上三種資源做漸進的資本化操作，已為社會提供了大量資本。第一階段是從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給老百姓選擇與買賣的自由，包括勞動力市場與創(chuàng)業(yè)市場上的自由，即從計劃到市場的“市場化”。此后特別是1998年之后則進入“資本化”階段，就是讓企業(yè)資產(包括有形資產和未來收入流)、土地和各類自然資源、勞動者未來收入流，都可通過產權化、證券化或者金融票據(jù)化轉變成流通的資本，把死資產和未來收入流變成隨時能變現(xiàn)、變成可以花的錢。以土地為例，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國有土地一旦可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其價值立即凸現(xiàn)。根據(jù)2006年全國土地交易數(shù)據(jù)來看，僅2006年政府就從土地交易中獲得大約7600多億元土地出讓收入。在此圈地背景下，讓農民放棄土地混個城市戶口難免被有些人理解為是一個“農民割肉，政府抄底”的圈套。
　　中國經(jīng)濟的資本化過程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由之路。關心社會的人早就指出。中國經(jīng)濟的資本化過程是在國有產權的基礎上，或國有產權占主導的基礎上來完成的。在國有產權為主導的中國經(jīng)濟資本化的過程中，由于國有產權的性質，決定了中國經(jīng)濟的資本化不可能讓產權運作成本與產權運作收益完全歸結到相關的當事人身上。極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單位或個人讓社會擔負成本，讓自己盡享收益。中國企業(yè)追逐上市，同樣是因為上市是件一本萬利或無本萬利的好事，既可以讓公司獲得低成本的資金，又可以讓公司高管一夜暴富。
　　
　　世界資本化與社會化之融合
　　
　　改革30年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兩方面出現(xiàn)了重要變化：一是國家從權力本位的單位體制中走出來，逐步地實現(xiàn)社會化；二是走向產權本位的私有財產，逐步資本化。
　　社會主義經(jīng)典理論集中批判資本主義的資本化將資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主張社會主義要搞社會化，應將公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時至今日，當意識形態(tài)的迷霧被時間吹散，人們驀地發(fā)現(xiàn)，在權力、社會與資本這三大組織之間，最令人不安的是有組織的權力的不受約束，是社會化與資本化都讓位于權力化，并導致權力吞噬一切。
　　事實上，近30年世界政治的發(fā)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已經(jīng)由對立走向融合。具體則表現(xiàn)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和“社會主義資本化”。一方面，像中國這樣曾經(jīng)追求絕對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經(jīng)濟與政治幾乎走向了崩潰的邊緣，終于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走向新生。市場經(jīng)濟與民營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公司股份化，私產入憲與物權法的制定等等，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注入了它過去極力反對的“資本主義因素”，使之收獲現(xiàn)實的活力與歷史的報償。
　　與此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資本主義”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股份制成為社會分配財富的重要方式。當中國講到“全民所有制”的時候，常常會陷入“國企為什么不向社會分紅”、“全民是誰”的爭論，究其原因，問題關鍵仍在于國民沒有可以數(shù)字化的明確的股權。老牌社會主義國家與北歐等傳統(tǒng)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政策和結果的易位和融合，更像一個歷史的玩笑，背后，是社會化與資本化走向和解，權力“大勢化小”漸漸回到自己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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