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周刊》3月17日(提前出版)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聲稱中國新保守主義正在，崛起。假以時日，保守主義有可能成為中國國際動向的主流。文章認為，中國的發(fā)展道路是以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高度國家控制為特點的，非洲、中亞和拉美等地區(qū)的發(fā)展中國家有可能會走上這條路。中國變得越富有強大，“中國道路”的吸引力就越大，對冷戰(zhàn)后統(tǒng)治國際事務的所謂自由民主政體所帶來的威脅也就越真實。
　　同樣，一段時間以來，國內輿論對于中國式民主的討論升溫。其雄心是尋找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實現(xiàn)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體制和機制”。但幾所有關于中國式民主的論述，除了道義上的感召力之外，并無切實的、有說服力的制度層面的言說。而目前的促進民主的實踐，比如差額選舉，公職候選人電視辯論，本來就是民主社會常見的民主運作方式。
　　有的觀點將民主劃分為三種形式：選舉票決，協(xié)商，談判。就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而言，三種方式其實并不能截然分開。沒有一個民主社會只有選舉，沒有協(xié)商和談判。但對于一個需要民主轉型和完善的國家而言，的確有一個排序和時機選擇問題。中國式民主的探索，最大的心病是如何看待競爭性選舉。因為選舉直接關系到各種權力的更迭，面臨著各種遺產，情況各異，后果難以統(tǒng)一判斷。
　　借助比較政治學領域對民主轉型的研究，倒是能夠增加這方面的知識，提供些許借鑒。兩位畢生研究民主崩潰、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美國教授(林茨，斯泰潘)的著作，《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歐洲》，就是這方面一本有力量的著作。在略顯枯燥的理論文字背后，那些民主轉型開始后的悲歡離合，也是細品之后，不能不讓人感慨的。競爭性選舉之后，真是一幅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的景象。
　　上世紀80年代，阿根廷首位民選總統(tǒng)，在其就職典禮之后，就一直受困于5次下級軍官政變和12次總罷工，而經濟處于惡性通貨膨脹之中。即使是被認為協(xié)議式民主轉型與迅速民主鞏固的“榜樣”的西班牙，除了軍事政變的潛在危險之外，在佛朗哥政權結束后的第一次自由選舉之前，首相蘇亞雷斯做出的使共產黨合法化的決定是相當危險的，因為這一決定必將遭到右翼(特別是軍方)的激烈反對，以至于海軍部長憤而辭職后，現(xiàn)役將軍沒有人愿意接替這個職位。蘇亞雷斯通過電視向大眾如此呼吁。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我們必須警醒自身，必須見證和判斷我們的公共行為。我們必須存有對合法少數(shù)的尊重，共同生活的權利與責任屯蘊含著對反時派的認可。一個人如果反對另一個人，必須通過文明的競爭來實現(xiàn)。坦率地說，投票箱難道不比街頭的動蕩局面更可取嗎?”
　　更富戲劇性的是，1982年的西班牙大選期間，法院竟然允許1981年2月軍事政變組織者之一的莫利納中校在獄中掌控西班牙團結黨。理由正是他代表了反對民主轉型方向的思潮。這個黨的得票只有可憐的不足300O漲。蘇亞雷斯評價說，通過包容，客觀地“計算”出選民對于反叛者的徹底拒絕。
　　相反，對于一代梟雄葉利欽在民主動階段的做法，作者不無諷說：“1991年8月，葉利欽的形象是站在一輛坦克上保衛(wèi)‘白宮’，而1993年10月的象征，則是葉利欽的坦克‘粉碎’了‘白宮’”作者認為，在支持率仍然過六成的情況下，葉利欽優(yōu)先選擇經濟重建而不是民主國家重建，削弱了國家，削弱了民主，并最終削弱了經濟。他應當像蘇亞雷斯那樣首先確保舊政權時代的議會盡早進行自由選舉。這個新的議會將為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憲法基礎。
　　擔心國人陷入西式民主迷信的學者曾經不斷善意提醒，與民主相比，國家建設同樣重要。沒有強有辦的國家，照樣一事無成。其實，正像直接斷言“從來沒有，也幾乎能確定不可能有一個現(xiàn)代鞏固的民主政權會建立在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一樣，本書的作者同樣以直接引用的方式告訴讀者：經濟學家忽視國家在轉型中的作用，簡直就是犯罪�，F(xiàn)代民主需要實行有效的命令、管制和提取資源，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個有效運作的國家和國家官僚體制，并且能夠為新的民主政府所使用。
　　列入本書比較研究的三個南歐國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在成為新興民主周家之后，都能夠通過不斷增加的稅收強化他們的國家力量，進而顯著增加了社會福利支出與國家雇傭，為民主鞏固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巴西，即使民主轉型后，公民對警察仍懷有強烈的恐懼。而在智利，即使是在軍人政權時期，警察系統(tǒng)仍然完整保留某些職業(yè)形象，民主轉型后，多數(shù)民眾仍然保持這樣的信心。
　　正如作者所說，使用非常嚴格的跨區(qū)域比較分析的方法，找出世界不同區(qū)域民主化的主要的差異性和類似性，可以創(chuàng)造民主(和非民主)政治知識。比較研究的很，多發(fā)現(xiàn)是引人深思的。比如，不同政體，在民主轉型后，面臨來自舊勢力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在多數(shù)后共產主義國家，前黨國權責們并不試圖推翻或直接挑戰(zhàn)新政體，而是通過它來牟利。而軍人政府的動機則更在于避開集體性的消極行動，比如對侵犯人權的審訊。
　　“理解這些發(fā)生在1970年代中期至21世紀之間的事件，是一件非常有價值并且激動人心的任務�！边@些事件至少涉及5億人的生活。這本書的分析框架是完整的，內容是豐富的，熱愛民主的人們會從中發(fā)現(xiàn)很多有啟發(fā)的思考的起點。尤其是在行文結束的時候，兩樁美國教授再次提醒人們，民主的維護必須基于自身的優(yōu)點的提升，而不是鼓吹所謂完美的民主政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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