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我所熟悉的朱永新先生妖魔化為一個到處吹牛的學術騙子形象，令我非常震驚！” 當“新教育實驗”的一名元老看到2006年春天華南師范大學博導黃甫全致朱永新的公開信時這樣說道。
　　黃甫全還在那篇名為《必須警惕當代教育研究中的“浮夸”風氣》的公開信中激烈批評新教育實驗的“總設計師”、同時也是蘇州市副市長的朱永新“吹牛吹得太大了”。這是新教育實驗肇始以來所遭遇的第一次公開質(zhì)疑，有人稱其威力比10噸TNT炸藥還要大些。不久之后，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郭元祥又在《大規(guī)模教育實驗研究的局限性》一文中對新教育實驗提出了學術批評。
　　自此，輿論對新教育實驗過去數(shù)年間所發(fā)生變化的關注一直持續(xù)到2007年。
　　
　　數(shù)量與質(zhì)量
　　
　　“倘若新教育實驗經(jīng)得住時間和空間的檢驗，將有望在另外一重意義上，成為繼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2004年夏天，本刊《新希望工程：一場對抗教育異化的實驗》一文曾這樣報道朱永新等一群理想主義者的“新教育之夢”。而所謂新教育，是一種建立在對“舊教育”的批判和重構基礎上的理想教育――過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拒絕孩子們折戟于“分數(shù)教育”，而提供完整的“人的教育”。
　　回溯2002年9月，蘇州市昆山玉峰實驗學校掛上第一塊“新教育實驗”的銅牌，成為新教育實驗的“井岡山”。隨后，星星之火開始燎原，5年時間，朱永新的蘇州同鄉(xiāng)、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題寫的“新教育實驗工作室”8個字被復制到20多個省份。
　　“前5年我們推廣的是理念，靠激情、理想去感染大家�！敝煊佬掳堰^去5年視為“激情燃燒的歲月”。從這點出發(fā)，低門檻接納大量學校成為新教育實驗學校成為主要策略，當這些學校面臨良莠不齊的困境時，朱永新以一句“先燎原，造成聲勢”把反對的聲音壓了下去。如斯，2006年新教育的“星星之火”已經(jīng)燒到全國20多個省份的500多所學校，14個由各地教育局主動申請設立的實驗區(qū)就像一個個根據(jù)地一樣撒落在大江南北，參與實驗的教師已經(jīng)達到6.3萬多名，旗下有超100萬規(guī)模的學生軍。
　　正是這些數(shù)字，讓朱永新有力地回敬了“新教育能走多遠”的質(zhì)疑。當這個目標達到以后，朱開始收緊審批權，命令“十五”期間加盟的所有新實驗學�！熬偷嘏肯拢�重新組合”，掀起了一場“整風運動”，結果原先503所實驗學校被劃分入三個不同的級別：核心校、加盟校和掛牌校。核心校為最高一級，對新教育理念推行最賣力，一共有30多所學校。嗣后，秘書處又歷時20多天對實驗學校進行翔實的普查，結果發(fā)現(xiàn)其中近100所掛牌校“摻假”，于是摘牌處理。
　　如此一來，參與新教育實驗的學校一下子降到430所，“保住了實驗的純粹性”。“整風運動”前夕，朱永新曾在一個新教育實驗區(qū)的會議上說：“整個新教育實驗學校500多所，兩張皮的學校比較多。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它也做了，但沒有成為它的血液�！�
　　“大部分學校在混日子，新教育只不過是幫他們扛大旗�！焙诵男Ｖ�蘇州工業(yè)園區(qū)新城花園小學吳云霞校長說，她當初就提醒朱，不要一下子把攤子鋪得太大。但吳云霞也看到了迅速擴大聲勢給新教育帶來的好處，那就是制造影響力，“先聲奪人”。
　　“一種理想，不會僅僅因為它是好的，就會從邊緣變?yōu)橹髁��！辈⒎菍W術騙子的朱永新對此很清醒，“理想同樣需要進行巧妙的市場推廣，才有可能真正改變?nèi)藗兊目捶ㄅc行為�！敝煺f自己是新教育的“拉拉隊員”，做“市場推廣”勤勤懇懇，一晃5年過去了，“新教育理想”名滿天下。
　　然而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陶西平評價說，新教育實驗其實是將一條鯰魚放進了魚缸，把中國教育這一缸水都攪動起來。然而攪局者可以一夜生成，建設者卻不會從天而降。
　　正如吳云霞所擔心的，記者調(diào)查也發(fā)現(xiàn)，由于新教育實驗學校發(fā)展太快，產(chǎn)品和服務跟不上，很多實驗學校得不到相應的指導，不少實驗學校“雷聲大雨點小”，未見實質(zhì)性進展。
　　
　　資金與人員
　　
　　面對來自外部和內(nèi)部的質(zhì)疑，2006年9月，朱永新終于發(fā)出了變革的信號――向參與實驗的學校提供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法。
　　“但操作不能規(guī)定死，否則幾百所學校做成一個模樣，還有生命力嗎？”吳云霞是一個擁有32年教齡的女校長，也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職業(yè)化校長”，她說自己沒有智慧提出教育思想，可一旦把思想交給她，她知道該怎么做。
　　作為新建學校，新城花園小學的校園透露著新加坡氣息，1997年8月，吳云霞成為首任校長。2003年新教育在蘇州轟轟烈烈地展開，吳云霞和新教育“一拍即合”，追隨朱永新新教育理想。一方面清理課程體系，擯棄一些不必要的做法；另一方面推行新教育六大行動（營造書香校園、師生共寫隨筆、聆聽窗外聲音、培養(yǎng)卓越口才、建設數(shù)碼社區(qū)、構筑理想課堂）。
　　然而，正因為這些行動，吳云霞也把自己放到了一個煎鍋上雙面煎熬，一面是體制之下的分數(shù)教育，一面是民間推動的新教育。吳說：“如果之前老師們不是這么優(yōu)秀，當初學生的成績不是那么好，我絕對不敢這么大力度推行新教育。因為新教育的存在必須以“分數(shù)教育”的成功為保證�！钡�目前來看，新城花園小學的成績在園區(qū)5所公辦學校排比中已經(jīng)下滑，吳云霞的壓力更大了。
　　有時候吳云霞更是不得不向現(xiàn)實低頭。2003年加入新教育伊始，吳云霞就開設了30多個興趣小組，在課余時間和周末為學生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服務，但都是收費服務，2004年這些興趣小組卻被上級教育主管部門一紙紅頭文件叫停了�！巴�兩年了，學生的特長、愛好明顯地衰退�！�
　　此外，資金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新教育實驗的六大行動中，“營造書香校園”和“師生共寫隨筆”這兩個不需資金投入的項目普及最廣，最有成效。其他行動很多實驗學校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譬如“聆聽窗外聲音”，請專家學者來校開講座，需要講課費；再比如“建設數(shù)碼社區(qū)”，需要購置電腦，很多農(nóng)村實驗學校想都不敢想。
　　2006年蘇州市成為新教育實驗區(qū)，但“蘇州的新教育實驗是農(nóng)村包圍城市，”蘇州城區(qū)一所公辦學校的校長告訴記者，參加新教育的無非是農(nóng)村落后學�；蛘咝陆▽W校，前文提及的昆山玉峰實驗學校和新城花園小學都屬于后者。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朱永新給出的答案是：第一，他這個副市長一直沒有用行政力量去推動；第二，相對來說好學校的校長感覺都很好，他們不需要用其他東西來證明自己。
　　朱說，新教育的民間推廣模式一開始就注定了它的弊端。還有一種情況，許多新教育實驗學校突然失去聯(lián)系，秘書處一調(diào)查，原來換校長了，“我們的校長容易標新立異，前任校長做的，他往往不愿意做。”
　　“人對事的影響，在中國太大了。”朱感慨道。5年來，新教育推行中，一所好學校，往往有一好校長，一個好的實驗區(qū)，往往有一個好教育局長。然而，“這是好事，也是壞事”，新教育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重大考驗。
　　記者請教幾所新教育實驗學校的校長和一些新教育實驗區(qū)的教育局局長，他們是否有辦法使新教育繼續(xù)成為下一任的執(zhí)政方針，答案是沒有辦法。顯然，這是新教育實驗無法逾越的一條鴻溝。
　　“東方不亮西方亮，此起彼伏嘛�！敝煊佬碌故呛芸吹瞄_，他說最關鍵是新教育實驗做好了，自然會得到更多政府部門的支持和推廣。
　　
　　英雄主義與團隊文化
　　
　　新教育實驗的經(jīng)費來源，基本來自朱永新個人的講課費和稿費，至今他已經(jīng)捐出了36萬元。財政吃緊使得新教育實驗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專業(yè)團隊，過去5年新教育實驗的中樞――秘書處的3名負責人全部是兼職人員。
　　2006年7月，一名上海企業(yè)家決定出資贊助新教育實驗。幾乎同一時間，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也拿出500萬元和新教育共同開展公益項目。去年7月，朱永新召喚新教育“個體戶”干國祥和馬玲到蘇州組建新教育研究中心，致力于新教育的研究與推廣。此前，成都高中語文教師魏智淵已經(jīng)先期來到蘇州。
　　魏智淵、干國祥和馬玲三人的加入，意味新教育核心團隊將從業(yè)余向?qū)�業(yè)邁進。然而，新問題也悄然來臨了�！叭藢κ碌挠绊懀�在中國太大了”亦適用于新教育內(nèi)部團隊建設。
　　2006年12月26日晚，蘇州大學怡遠樓朱永新工作室，“相約星期二”新教育沙龍又一次讓朱永新和他的追隨者濟濟一堂，坐而論道。這一晚，朱永新的幾個博士紛紛用“新教育實驗總設計師”來稱呼自己的導師，并表決心輔佐“總設計師”。朱永新坐在一旁，一聲不哼。但當干國祥一句“朱老師的新教育”脫口而出時，朱永新不再沉默了，他立即更正：“不是我的新教育，是我們一起的新教育�！�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身為副市長的朱永新很警惕這種個人崇拜傾向，“我反復地講，新教育是大家共同熬制的一鍋石頭湯。”
　　沙龍將近尾聲，沙龍組織者干國祥向朱永新請示，下一期沙龍恰逢元旦期間，很多博士生可能不在蘇州了，是否還如期舉行？這是一個具體問題，但是干國祥還是向朱請示了。朱告訴干，沙龍組織者作決定。
　　“如果每次討論都要我來安排，我不是太累了嗎？”朱對記者說。
　　事實上，不是干國祥不愿意自主決策，問題是他的決策能否讓老的新教育人理解和接受。這一點，朱永新很清楚，“一開始肯定是個沖突，因為老的團隊一直以為自己是創(chuàng)業(yè)者，對新來的人自然就會有一種抵觸的心理�！�
　　朱提醒記者，新教育實驗六大行動總負責人、江蘇南通海門縣教育局副局長許新海11月已經(jīng)邀請干國祥他們?nèi)ズｉT推廣“毛蟲與蝴蝶”項目，這說明“元老們”已經(jīng)慢慢接受這兩張陌生面孔。
　　的確，新教育決策機制還未完全從“總設計師”授權的體制向集體領導體制轉變，權責分明的科層管理和項目管理遠未建立，新教育的“一號義工”就因此曾不留情面地批評新教育內(nèi)部辦事效率不高和執(zhí)行力不強。
　　“一號義工”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臺灣企業(yè)家，在臺灣有著22年的房地產(chǎn)經(jīng)驗和優(yōu)越的生活，然而她放棄了這一切，來到蘇州工業(yè)園區(qū)創(chuàng)業(yè)。2005年秋天，她看到了本刊對新教育的報道，折服于朱永新的理想。2006年1月，她以義工身份加入新教育團隊，給新教育的見面禮是一張2萬元的支票。當年7月，第六屆新教育實驗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她掏錢印制了1000本精美的宣傳冊。
　　之后這名“一號義工”被任命為新教育總管理處負責人�！皩嶋H上，她在幫我管理這個事業(yè)。”朱永新介紹說�！耙惶柫x工”除了管理自己的企業(yè)，每周還要拿出兩天時間幫朱永新管理團隊，然而她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一個復雜的環(huán)境中，各種不理解甚至不配合紛至沓來。
　　不久，“覺得很累”的“一號義工”便向朱永新提出“辭職”：“不是不喜歡新教育和朱老師，只是想到一些我不理解的事，就會覺得很可能漸行漸遠。”好在朱永新沒有放走她，他再次用個人魅力贏得了“一號義工”的回心轉意。
　　“新教育的‘英雄主義’色彩還比較明顯，真正的團隊文化還沒有形成。因此，還沒有真正地進入穩(wěn)定發(fā)展時期，或者更尖銳地說，還沒有真正擺脫危險期。”這是朱永新對形勢的判斷。
　　
　　再出發(fā)
　　
　　朱永新對記者說，2006年他想得最多的問題是如何從新教育實驗中退身，“希望在退居二線的時候，留下一個集體領導的制度和一支優(yōu)秀的團隊�！焙笾煊佬聲r代的決策將不再是朱永新的一言九鼎，而是集體的民主決策。至于為這個決策層叫什么名字，他還沒想好。
　　每年元旦，朱永新的學生都會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朱門”聚會，交流一年來的收獲。而2007年元旦的“朱門”會上，朱永新將新教育團隊也“擴大”進來，但他卻沒有參加新教育團隊的會議，而是和學生們“混”在一起。
　　主持新教育團隊會議的是上任不到一年的新教育實驗總負責人盧志文。關于盧志文，本刊2006年5月上《監(jiān)利公立優(yōu)質(zhì)高中改制調(diào)查 》一文曾對其有過報道，其時，他為江蘇翔宇教育集團總校長，目前他也仍舊是這家民辦教育機構的總校長。
　　在2005年的報道中，本刊記者曾這樣寫道：“當下，僅憑個案的成功，就宣稱新教育實驗絕非理想主義者的烏托邦，還為時尚早�？梢詳喽ǖ氖�，作為一場對抗‘教育異化’的實驗，理想主義者試圖從從源頭上救贖中國教育危機的努力，起碼可以視作以‘人的教育’為要旨的‘新希望工程’的剪彩儀式�！�
　　看來，2007年，面臨各方質(zhì)疑，同時組織內(nèi)部亦在進行調(diào)整的新教育實驗決定站在一個新的平臺上重新出發(fā)。但這個由教育NGO所推行的幾無先例的教育夢想在“剪彩儀式”之后,究竟能走多遠，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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