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廣東珠三角在經濟上“以港為師”，打造了新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也堅定了中國人對改革開放的信心�？梢哉f，廣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符號意義一直是舉世關注的焦點。
　　在即將加入WTO、“第二次改革開放”馬上展開的背景之下，粵人能否繼續(xù)保持“改革先驅”的形象和虎虎生氣，在新世紀中繼續(xù)走在前頭？廣東和港粵能否超越民間合作的層面，攜手并進，打造出太平洋西岸最有活力的大珠三角經濟圈，和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南北呼應，成為中國新世紀騰飛的兩翼？
　　
　　 “風正往正確的方向吹”
　　
　　今年七月，“玉兔”臺風訪港，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和廣東省的高層官員在風狂雨驟之中，坐到一起，開起第四次“粵港聯(lián)席會議”。
　　粵港合作、尤其是粵港間的政府合作，一向為外界隆重期待，但數(shù)年來的發(fā)展卻頗有些迂緩。前三次聯(lián)席會議被外界評為“雷聲大、雨點小”，或是“剃頭挑子一頭（指廣東這頭）熱”，多項合作提議往往聳動一時，便化為虛文，被束之高閣，如斷斷續(xù)續(xù)的“跨境大型基建”、以及“粵港工業(yè)服務中心”設想的泡沫化�？梢哉f，兩地之間民間的經濟交流、文化交流雖是堪稱熟絡火熱，如一場熱情的桑巴，但雙方政府高層之間的接洽仍然拘謹青澀，如兩個初識者，做著小心翼翼的摘帽、寒暄。
　　前年，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放言：上海按目前發(fā)展態(tài)勢，十年就能超越香港！他撰文建議政府做五件事，最后一件就是“找廣東省的頭頭坐下來，大家喝醉后拍案大罵，然后商量怎樣合作”。雖有些言辭突兀，卻也可以側見香港學界對加快粵港合作、提高區(qū)域競爭力之殷切期待。
　　 今年七月以來，事情有了一系列明顯變化。用香港報章一位評論家的話是“風正往正確的方向吹”。
　　先是在7月4日，香港特首董建華專程訪粵，高度評價“粵港合作”的重要性，稱這一合作不但對香港和珠三角至關重要，對國家的發(fā)展也有好處。
　　董建華返港后又出席了廣東社團總會慶香港回歸四周年的活動，鄭重說到：“香港要成功完成經濟轉型，要長期保持經濟增長的良好局面，必須打破舊的思維框框，加強、加快和內地尤其是珠三角的經濟整合，這是我們鞏固和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運輸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地位的一個關鍵部署�！�
　　董特首的專程訪粵和這番高調發(fā)言，無疑是為當月下旬的第四次粵港聯(lián)席會議做充分“預熱”。
　　不唯特首表現(xiàn)熱心，香港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更有出人意料的舉動。7月15日，曾蔭權以平民身份，來到羅湖入境管制站，跟著排隊長龍辦理出境手續(xù)，辦完手續(xù)后又向港深兩地辦事處職員詢問日常的通關情況，在這番“微服私訪”后，曾蔭權對關口人流的擠迫狀況大發(fā)感慨，表態(tài)一定要改善“過關難”局面。
　　曾蔭權此舉出自他一向明快、親民的工作作風，也具有強烈的暗示意味――不但體現(xiàn)了香港政府對“通關”問題的空前重視，也表明這位履新不足三個月的政務司司長決心以更務實的態(tài)度，來開拓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合作局面。
　　在聯(lián)席會議召開之前，香港政府宣布：將與珠三角的經濟整合工作列為特區(qū)政府首要目標，并開設粵港事務專職官員的新職位,直屬于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負責協(xié)調政府各部門有關粵港合作的事務。這一政府架構的新布局，鮮明顯示了香港對與廣東加強合作的決心。
　　至于廣東方面，對兩地合作向來具備高度熱忱。六月下旬，深圳市市長于幼軍在赴港招商會上，以“著眼全球競爭，立足兩地雙贏，攜手優(yōu)勢互補，共謀比翼齊飛”的廿四字“真言”，表達對深港合作的愿望。于幼軍又指出，深港兩地各有優(yōu)勢又各有薄弱，應將兩地優(yōu)勢整合，共建“亞太地區(qū)甚至全球最具生機活力的地區(qū)”。于市長的“整合論”與“雙贏論”自然代表著廣東珠三角各大城市對粵港澳合作一以貫之的期待。
　　7月25日在香港禮賓府舉行的粵港聯(lián)席會議果然氣氛融洽。雙方推出了包括口岸合作、發(fā)展南沙、探討珠海機場和香港機場合作的可能性、環(huán)保合作、粵港政府信息網絡互聯(lián)、共同保護東江水質等六大共識。曾蔭權坦率告訴傳媒，他參加過四次聯(lián)席會議，數(shù)這次最為務實，也最有成效。
　　那么，為兩地商界和民眾期待已久的新一輪粵港大整合是不是就此掀開序幕？
　　這個判語也許還不該下得太匆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粵港之間的“悶局”已破，兩地合作是大勢所趨，是變不了的風向。
　　
　　互敞懷抱，才能共獲新生
　　
　　粵港合作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被兩地熱烈討論的話題。在香港方面，前些年一直存在著應該“北望”還是“西望”，即經濟走向更多和內地接軌，還是和“國際商機”接軌的爭議。
　　但是，前述爭議對于今日港人已不成問題，尤其亞洲金融危機使“人心向北”，更是不爭的事實。去年，香港有關方面尚有征收“陸路離境稅”以限制居民北上消費的想法，今年以來，特別是粵港聯(lián)席會議六點共識出臺之后，這一動議幾乎已無疾而終。
　　今年四月，一份出自香港民間團體研究成果、名為《2022計劃》的報告曾對香港的前途做了更清晰的闡述。這份以馮國經、胡應湘、楊敏德、李澤楷等香港眾多重磅級商界人物為顧問的報告指出：香港只有更緊密地和珠三角結合，互補優(yōu)勢，才能發(fā)揮最大的經濟效益。也就是說，“望北”、“望西”不是互相排斥的選項，香港恰恰必須更加注重“內地因素”，才能更“國際化”。
　　當下的內外形勢，更使得香港迫切地要推進和珠三角的合作――
　　一是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壁壘將逐漸取消，市場將逐漸全面開放，這勢必加快廣東的市場經濟發(fā)展及新經濟體系的建立，香港在國際對華貿易中的壟斷地位也有可能會受到削弱，香港有必要正視現(xiàn)實，尋找未來最大的經濟亮點。
　　其次，香港經濟雖已擺脫了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但仍然遭受著泡沫經濟的沖擊，并面臨著日益明顯的、來自上海、新加坡的強大競爭，香港要盡快完成朝向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物流中心、資訊信息中心的經濟轉型，就必須加強和腹地的經濟合作，將沉淀在地產、股票里的資金釋放出來，將其資金、信息、人才、管理方面的優(yōu)勢和珠三角這個巨大的制造業(yè)中心在新的平臺高度上相結合。在和經濟腹地進行無障礙的生產要素流通方面，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已經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示范，這點對香港觸動極大。
　　廣東方面也亟待加強同港澳的合作。經濟學家董輔礻乃先生兩年前就曾指出，珠三角地區(qū)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正受到內地企業(yè)以及附近新興發(fā)展中國家同類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均衡的經濟結構和高科技力量，難以同長江三角洲和內地一些科技力量密集的省市競爭。如果珠三角產業(yè)結構不迅速同香港協(xié)調起來，就有可能同當年韓國的經濟一樣，成為“三明治經濟”的夾層，與粵方唇齒相依的港澳經濟也無疑會因此受累。
　　學物理出身的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在談到粵港所遭遇到的“變局”時,頗有感慨地談到:物理和經濟有相同的規(guī)律――社會發(fā)展、歷史流變、自然更替、文明遞進，無不表現(xiàn)在動與靜、起與伏的相互轉換上，這就是《后漢書》中所說的“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
　　出路只能是“二次合作”。盧瑞華近年多次指出，廣東第三產業(yè)滯后，遠未能適應整體經濟的發(fā)展。香港則早已進入后工業(yè)化時期，服務業(yè)高度發(fā)展，這方面的人才、資金、經驗，正好可以在廣東下一輪經濟起飛中大展拳腳，同時藉中國加入世貿的有利時機，擴大香港服務性行業(yè)覆蓋面，與廣東企業(yè)一道走向世界。
　　按粵港澳官方正式說法,粵港第二次合作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一輪新合作的特點將是：由民間的有限合作，向“一國兩制”下由政府推動的全方位合作轉變；由自發(fā)、分散和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合作，向以市場合作為主、市場推動和政府協(xié)調相結合的合作轉變；由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為基礎的“前店后廠”式的合作格局，轉變?yōu)橐钥萍紕?chuàng)新和資源優(yōu)化配置為核心的分工合作。
　　敞開懷抱―主動轉型―獲取新生，這是粵港澳近20年的合作老路�，F(xiàn)在，這段路不但要繼續(xù)走下去，路面、路基乃至路標都到了要全面翻新的時候。
　　
　　整合前景：打造大珠三角經濟圈
　　
　　在粵港之間，由于長期經濟體制互不接軌，政府之間的協(xié)調溝通功能嚴重滯后于經濟的合作與發(fā)展，僅僅放任民間自發(fā)交流，造成了不少有悖于經濟理性的局面，一些僵局若不能盡快破除，勢必積重難返，貽害不淺。
　　――資源與財富的大量浪費。由于粵港澳分屬不同的行政區(qū)域，在考慮各種功能設施建設上，各方都缺乏從區(qū)域經濟整體發(fā)展的高度上去構思和設計，在長遠看來，勢必造成大量的重復建設。從機場、碼頭到大學、體育場、科技園的規(guī)劃、建設，無不如此。
　　――金融商貿中心與其所要服務的市場腹地脫節(jié)。粵港之間因為受到邊界的阻擋，兩地生產要素不能雙向自由流動，限制了珠三角企業(yè)利用香港的金融及商貿服務，影響了區(qū)內企業(yè)的發(fā)展壯大；也使得香港金融服務業(yè)不能便利服務內地市場。有學者指出，如果香港的金融業(yè)無法向近在咫尺的未來全球最大的制造業(yè)中心提供包括貸款、押匯、集資的服務，那么香港的金融服務業(yè)也會逐步萎縮。
　　――區(qū)內經濟機構的重疊導致整體競爭力下降。不斷壯大的廣東珠三角企業(yè)，越來越需要高素質的中介機構為他們提供市場營銷、融資、理財、管理等方面的增值服務，由于它們不能便利享用香港的服務，必然會發(fā)展出自身的金融服務體系，不免促成兩地經濟結構高度同質性，造成資源內耗。并可能發(fā)展為城市間兩敗俱傷的惡性競爭。
　　來珠三角訪問的日本學者鳥海巖警告：如果大珠三角的幾個大都會不能盡快進行資源和功能的整合，也許會很快淪為“沒有魅力的地區(qū)"。香港也有學者指出，香港希望成為“超級曼哈頓"，但無法想像，如果從曼哈頓進出港口腹地只有幾條需要大排長龍的通道，如果只有少量汽車在支付昂貴的牌照費用之后才能自由往來，怎能長期維持繁榮自由港的地位？！
　　不過，危機固然大，提升的希望更大。學者指出，大珠三角整合自有國內其它區(qū)域望塵莫及的優(yōu)勢。
　　――區(qū)域城市化在國內領先。深港、珠澳以及廣佛三點一面，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4000萬，城市化進程已相當成熟。由香港沿非高速公路干線，到深圳到廣州再到珠海、澳門，沿途是連綿不斷的市區(qū)，一個馬蹄形的珠江口超級大都會雛型已粗具規(guī)模、呼之欲出。
　　――區(qū)域交通基礎設施已臻完善。大珠三角地區(qū)的水陸空交通體系可用“密如蛛網，無遠弗屆”八字形容。港澳穗深珠坐擁五大國際機場。香港有全球最大貨柜碼頭，深圳有全國第二大貨柜港，廣州黃埔港也位居全國前列。
　　――最重要的是，大珠三角正孕育著超出各部分總和的“協(xié)同效應”。目前整個珠江口馬蹄形大都會城市人口超2000萬，與北京、上海屬于同級，連帶附屬鄉(xiāng)鎮(zhèn)人口，超過3000萬，再加上人均產值達小康水平，經濟規(guī)�？捎^。如能形成統(tǒng)一市場，可帶來松散的城市群落難以比擬的“集聚經濟”及“范圍經濟”的效益，其梯度式的影響力更將通過三角洲邊緣地帶輻射到更遠地區(qū)。
　　所以，粵港澳的整合前景就是打通經絡，構筑一個生產要素高速自由流動的“大珠三角經濟圈”，以區(qū)域協(xié)同形成的整體優(yōu)勢，打造核心城市緊密聯(lián)合的超級大都會。對此，大批中外學者早已寄以厚望，有論者稱珠三角前程遠大，勢將成為 “可以和美國的東北城市帶、日本京阪神等都會區(qū)分庭抗禮的全球第六個超級大都市”，令人為之神馳。
　　
　　“無為”“有為”，尺度精微
　　
　　現(xiàn)在，粵港合作可以說開始了“大膽設想”之下的“小心求證”。
　　正如有關人士分析指出，這是一樁比設計大珠三角宏偉藍圖更艱巨的事體，因為它意味著各方都有必要對各個項目做謹慎考察，并對可能觸犯其利益的階層做耐心的說服工作，并為之周詳設計利益的轉換。稍有不慎，不但無功，還可能惹來怨聲一片。
　　粵港的整合無疑要從“通道”問題的解決開始。目前港人北上已成為兩地口岸天天面對的大問題。1985年，港人胡應湘設計羅湖口岸時，當時深圳市長要求按年400萬人次設計，而胡認為應按1000萬人次設計，因為他堅信改革開放會成功，粵港之間定是人潮滾滾、錢潮滾滾。十幾年后，羅湖的人流量仍遠遠超出了胡當年的大膽設想：去年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員達1.12億人次，關口的過客量超過了負荷能力的10倍。過關者等一兩個小時只是家常便飯。
　　在通關問題上，最能體現(xiàn)粵港合作的迫切性，也糾結著最多利弊得失的考慮。這次粵港聯(lián)席會議達成了假期延關30分鐘的共識，這當然只是個微小的改善。顯然港府也有不少顧慮，因為去年香港過關北上的人次首次突破5000萬，港人在內地消費總開支達到294億港元，足以多建半個新機場。香港的零售、服務業(yè)人士和地產商極為擔心簡化過關手續(xù)特別是實現(xiàn)24小時通關后，會加快本地居民北上消費的節(jié)奏，使市道一蹶不振。
　　因此，如何在城市轉型過程中，把部分行業(yè)和經濟活動的陣痛減至最低，對香港的施政者來說，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關乎大量選票的問題，施政者不能不慎之又慎。
　　當然，港府對這一問題已經有了相當周到的認識。這次粵港聯(lián)席會議上，有記者問曾蔭權會不會擔心更多人返回內地使香港“地位縮小”。曾的回答是：經濟的力量、市場的力量是很大的，對此，行政的手段只可以延遲，而無法阻止。曾蔭權說：“現(xiàn)在過關這么辛苦，我們仍看到很多人返內地消費、旅游、做生意，甚至定居。對此，我們要從多方面考慮，一方面方便市民過關，令兩地經濟融合。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照顧香港本身的情況。但我們不應只看到過關容易后影響香港房地產市場及零售業(yè)。整個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能量是很大的，過關方便之后，內地有很多人流、貨流及資金流，是可以幫到香港經濟的，我希望市民能夠看到這個機會�！�
　　毋庸諱言，在落實粵港合作方面，政府官員之間即使本著友好坦誠的意愿進行交流，仍存在一定障礙。因為兩地政府在經濟發(fā)展中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港府迄今仍然奉行自由經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這和內地政府大力推進式的努力可謂大有不同。內地政府能拍板的，港府未必拍得了板。有香港記者問曾蔭權：政府和粵方簽署經濟合作意向書的方式，會不會有違一直奉行的“資本主義”？政府日后會否導向企業(yè)進內地投資？曾蔭權解釋“港府仍然堅信自由市場及堅信企業(yè)做主導”，政府主要是扮演支持的角色，僅僅在研究如何跨境合作的問題時，有責任去與廣東政府研究合作范圍，而研究后操作、投資的，還是得靠私人市場。
　　粵港合作最困難之處正在于兩地畢竟是制度截然不同的經濟實體，融合的程度、力度應當如何、可能如何？如何在促進一體化的同時，維持香港的制度特色及其內部穩(wěn)定？都無先例和國外成例可循，這一切還需要兩地政府合力進行大量的制度創(chuàng)新。
　　必須指出，“大珠三角整合”這一宏大話題不僅意味著粵港的“任督二脈”必須打通，如何令珠三角內部各市縣“血脈舒暢”亦是題中應有之義。曾有學者批評，珠三角內部各縣市之間的交流甚至弱于各自與港澳的交流，并存在著經濟結構雷同、重復建設、出口競相壓價的問題。珠三角各縣市如何徹底告別“各自為政”的舊習，在“大珠三角經濟圈”的構想中重新自我定位，分工合作，互利互惠？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一點也不低于粵港合作，它的解決也無疑將進一步增強港澳與珠三角攜手的信心。
　　誠然，這次粵港合作與20年前以“三來一補”工業(yè)為起點的合作有著巨大相似，但也有著本質不同。相似之處在于，雙方都必須揚棄陳舊的經濟格局，向彼此開放，以資源互補，換取肌體的新生。區(qū)別之處在于，前者是純粹依賴國家宏觀政策放任下，民間經濟熱情的自發(fā)推動；后者在尊重市場自發(fā)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對區(qū)域的理性規(guī)劃、地方政府間的周全協(xié)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說，前20年的發(fā)展，地方政府不妨無為而治，聽民自便，坐致其成。而現(xiàn)在，在“有所不為”的同時，兩地政府還得有所必為，放開眼光，施展手段，拆除藩籬，使未來的“大珠三角經濟圈”在大時代中脫穎而出，展露宏偉格局，不致黯然失色于“長三角”！
　　如何把握“無為”和“有為”的尺度，如何在“兩制”的前提下不劃地自限，又有所超越，這無疑是精微邃密的大學問，需要政府和民意團體、學術團體三方的充分溝通，需要決策官員跳出局部利益考慮和短期政績動機，以更大的視野和魄力，來把握大珠三角目前可貴的轉型時機，為大經濟圈的壯美未來扎下一個篤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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