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崛起，特別是twitter和微博等新媒體在資訊傳播當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就如何面對社會化媒體和個人媒體中帶有道聽途說性質的個人信息發(fā)布，大眾傳媒的把關人功能如何得到發(fā)揮，SNS等新媒體如何增強自身公信力等問題，“謠言倒逼真相”的口號被再次提出。
　　我的建議是，引入學術理性與學術規(guī)范，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來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國內最早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是胡適先生，這一思想來自其老師杜威的社會學實驗主義。對于新聞報道而言，記者的假設很重要，而記者的報道過程就是一個“求證”的過程。但是，讓媒體和記者完全背負“求證”的責任是有一定難度的。記者求證的難度在于記者只能站在公眾的角度看問題，被采訪對象往往可能拒絕采訪，無法獲得所有想要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如果公眾對某個事件會引起誤解，那么記者的誤解也是可能的；如果記者正常的采訪被拒絕的話，那么這種誤解的被傳播，也是在職業(yè)免責范圍之內。記者的小心求證，并非掌握事實之全部，而是秉承新聞真實性原則，有幾分事實，說幾分話。
　　但問題在于，當下記者越來越多地從個人媒體，譬如微博上，獲得信息。在將個人媒體作為信息源通過大眾傳媒傳播的這一步，就需要發(fā)揮把關人效用。一方面微博營運商自身在積極求證信息的真?zhèn)�，另一方面，傳統(tǒng)媒體在采納信息源時，必須進行求證。這時候的小心求證的重要性在于，辨別已經(jīng)公開的發(fā)布的個人信息的真?zhèn)�，為大膽假設提供公信力的平臺。例如在重大刑事案件立案和偵破初期，公安部門有相關報道的紀律，并非所有信息對公眾開放，而媒體記者對此類信息往往特別關注。這時，記者無法從官方渠道獲得信息，往往會依賴私下傳播的個人信息作為新聞源，此時，求證就變得非常困難。這也成為“河南性奴案”引發(fā)公眾質疑的原因之一。記者僅憑知情人的說法，就定性為“性奴案”顯然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況下做出的適合傳播最大化的假設。只是這一假設同樣需要認真、細致的求證，不能把假設作為事實傳遞給公眾。
　　此外，我反對把對假設的求證過程稱為“辟謠”。原因和前提有三。首先，記者在描述“假設”時，必須注明這是一種假設猜測，而且要有充分理由支持這種假設。其次，假設需要被證實或者證偽，期間可以引入科學而成熟的學術研究方法，社會學、倫理學、傳播學、心理學甚至證據(jù)學、法學都有相關研究方法，可以供記者采用。第三，如果被證偽，只是證明假設不成立，而不必直接把假設和謠言畫上等號，這對于傳媒形成科學的假設習慣是有害的。
　　如何避免假設的“謠言化”，還需要對記者報道的績效考評進行改革，如果只是追求報道的轟動性、高收視、高轉發(fā)，廣告主的高度認同，那么損失的可能就是公信力。在調查報道中，引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必須改變現(xiàn)有的類似“嘩眾取寵”的媒介生態(tài)。
　　歸根結底，謠言的正義化是不可取的，無論對于新媒體還是傳統(tǒng)大眾媒體而言。但是，對于透明度尚有不足的公權力，把傳言作為一種假設進行求證，卻是科學而可行的，有些傳言譬如7?23事故第二天列車殘骸中還有生命，被證實是真實的，而有些傳言則被證明是虛假的。將傳言作為假設進行小心求證，是及時制止謠言傳播，增強傳媒自身公信力，給公眾一個真相的科學態(tài)度和有效邏輯。
　�。ㄗ髡呦嫡憬�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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