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經濟面臨崩潰，中國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時隔32年后，中國道德面臨崩盤，中國站在社會倫理的轉折點上。 　　中國下一個30年的關鍵詞必定是均富與平權，包容與兼容。QQ和360大戰(zhàn)以恢復兼容收場。沒有兼容精神的互聯(lián)網不是好互聯(lián)網，同樣，一個不包容和兼容的社會也絕沒有好下場。
　　
　　GDP不再是一塊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國家排名：丹麥等北歐四國進前5位，中國大陸位列第125名。該項“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2005至2009年)，調查來自155個國家及地區(qū)數千名受訪者，評出各自生活滿意程度，從“生活如意”到“身處逆境”及“飽受折磨”，
　　是否“身處逆境”或“飽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糾結”肯定是中國人當前的普遍心態(tài)。中國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榮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與其他新興國家比，中國的GDP并不直接帶來幸福�？康透＠�，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孫得來的GDP，只會導致“不平衡、不協(xié)調、不可持續(xù)的問題”(溫家寶語)。
　　目前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著急、最沒耐心的人。有國家高速發(fā)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壓力大所致。
　　中國有2000多萬精神病患者，潛在癥候群多達1億以上。社會神經繃得太緊導致悲劇頻生，富士康連環(huán)跳，校園慘案頻發(fā)，世博盛景和亞運激情并不能沖淡2010年整個社會的焦慮。 經濟學家陳志武的命題揮之不去：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這才是富士康連環(huán)跳問題的根源。為什么千千萬萬人只能做GDP機器的螺絲釘，一天工作12小時收入卻少得可憐? 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發(fā)展之后，有誰計算過中國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溫家寶曾說：“對于我們中國入來說，19世紀是恥辱時期，20世紀是恢復時期，21世紀將成為展現(xiàn)我國風采的時期�！眹�民的風采比國家的風采重要得多。沒有國民的安康，豈有國家的安定?以人為本，以國民為本，而不是以國家面子為本。
　　
　　一個個體深感失敗的
　　國家難稱大國
　　
　　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國家崛起帶來的自豪感，近年來正被無處不在的失敗感沖淡。
　　在民眾感慨物價飛漲之際，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稱，中國不存在通脹，就算漲40年也趕不上美國的物價。中國要想成為強國，非得是“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網友們“聞之膽戰(zhàn)心驚”。
　　政府有關機構公布的CPI難與現(xiàn)實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糖高宗，中國特色的通脹正蠶食民眾的錢袋和幸福感，
　　中國房地產學會執(zhí)行會長陳貴稱，要用高房價控制北京人口：“北京這樣一個城市，想要兼顧富人、窮人、北京人、外地人各類人群的利益，是絕對不可能的�！毙吕苏{查結果顯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謂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車的人不想再讓別人上車。
　　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有6540萬套住宅電表連續(xù)6個月讀數為0，這些空置房足以供2億人居住，這些空房如何而來?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潛藏著一個難以告人的秘密嗎?房價正消磨一代中國年輕人的志氣，他們不再有所謂人生理想。
　　中國的中產正淪為偽中產。他們從“敏感中產”被逼為“憤怒中產”，而“平和”本應該是這個階層的普遍描述。他們在網上的言辭正日趨激烈或無助。
　　中國500家最大的民營企業(yè)的利潤加起來還不如兩家最能賺錢的央企――中國移動凈利1458億元，中國石油凈利1033億元，兩者相加已經超過這500家民企的凈利總和。中國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對剝奪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掙點錢，養(yǎng)家糊口，我們真是不容易啊�！贝鞌「辛钏麄冞x擇移民。
　　一些壟斷集團不過是打著國企的名義行私利之實，這些年，“企業(yè)家精神”或“創(chuàng)業(yè)精神”(Entre－preneur 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業(yè)家能夠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探尋機會和創(chuàng)新，打破現(xiàn)狀，尋求發(fā)展，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希望。
　　中國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費用是美國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醫(yī)療的費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時的收入是德國1／37，是美國的1／27；三公消費2009年達9000個億(以上為2000年數據)。近年財政收入連年兩倍于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而政府仍缺錢發(fā)債券，仍是土地財政，如何建設一個人民養(yǎng)得起的政府?
　　在中國三四線城市，最排場的建筑不是法院、檢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樓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頻發(fā)和弱勢群體上訪。
　　時過32年后，我們不得不問，誰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聯(lián)盟是如何產生的，寡頭通吃是如何發(fā)生的?權貴階層的大言不慚是如何說出口的?
　　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納什均衡：所有參與者利益得到權衡之后，總能找到綜合結果最優(yōu)方案，而這些年的情況是，只有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其他階層均有不同程度被剝奪感。
　　
　　一個兩極對峙的社會
　　難稱和諧社會
　　
　　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權貴者專橫跋扈，草根者百般惡搞，這似乎是當下社會的對擰局面。社會學家孫立平管這叫“社會潰敗”。社會潰敗可以是表面光鮮卻內心腐爛。
　　“10萬以下的車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質和低學歷等群體數量不能再增加了�！蹦憧梢粤R言者腦殘，但他卻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話。一位縣委書記向學者于建嶸大喊：“發(fā)展就要強拆，不然你們吃什么?”
　　從1993年到2006年，群體性事件從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來都保持高發(fā)態(tài)勢。 清華大學社會學孫立平課題組稱，目前政府是花錢買穩(wěn)定，民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報紙上人們看慣了跳樓討薪、持刀討薪、聚眾下跪式的“鬧事”，反腐則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竊、內部互掐。這不是“維穩(wěn)”的長久之計，而新思路是：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xiàn)長治久安，即人人有說話渠道。
　　中國式解決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訪，上訪不成就自焚。提價不成就施壓，施壓不成就鬧油荒。無論釘子戶還是中石化，都選擇了“把事情搞大”。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討價還價的平臺，離中國人尚遠。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打破“兩暴怪圈”
　　有一種簡單比喻，中國歷史上是“兩暴文化”：一個叫暴君，一個叫暴民，輪流坐莊。暴君對大眾壓榨得太厲害，原來的順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權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壓迫一暴民起義一新暴君誕生”的循環(huán)。這種“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歷史在中國重復了幾千年。
　　吳敬璉在《財經》上稱，中國的希望在新興中產階層，他們是社會穩(wěn)定力量，講改良，不推翻，使中國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現(xiàn)實情況與老先生的愿望相違，中國中產正在塌陷，中產正由“敏感階層”轉化到“憤怒階層”，社會學家李強呼吁國家不應再剝奪中產者，只有到2040年一個現(xiàn)代型民主社會方可達到成熟，而目前中產階層還很脆弱。
　　當然，中產自身不乏弱點：一是利益自覺不夠，二是公民意識缺乏。有些人走捷徑，個別地解決問題，結交官府、取得政策優(yōu)惠，在權貴的大鍋中分一小杯羹，吳老提醒說，如果不能把國家的體制搞好，個人的改善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知識分子是變革的喇叭手，權貴最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這個國家的免疫細胞，如同白血球幫助身體抵抗傳染病和外來細菌。
　　當然，對中國社會轉型影響最大的還是權力精英。然后是“男三號”中國企業(yè)家。慈善將使整個民族轉運。胡潤百富榜表明，中國擁有10億元人民幣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個人資產達到100億元――據民政部前司長王振耀估算，中國只需2000億就能基本解決貧困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中國需要外壓，以對抗內耗。中國人在沒有外敵的時候能否團結?畢竟，中國人內耗，有著悠久的內耗歷史。
　　當今中國人須自問，無論精英或草根，這份日子還能不能過下去，沒有均富與平權，包容與兼容，誰在中國都不會有好日子過。無論你如何苦練成功學，如何大喝心靈雞湯，都不能讓焦躁不安的心靈安分。無論你是好日子是壞日子，社會整體心態(tài)不調過來，會有一天來個總清算。
　　中國社會進入一個非常調整時期，一個盛與衰的節(jié)點上。拉長歷史視角看，歷史進程進入彎道，最危險的時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與調整。
　　“在這個充滿仇恨的世界里，在這美好的世界里，讓我們善待他人，”這是今年114歲人瑞布羅伊寧對世人的告誡，拿來與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摘自《新周刊》2010年第20期，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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