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風騷的歷史學家――這樣評價剛剛?cè)ナ赖奶频聞?但愿他不會對我很嚴肅的贊美生氣。他當然是口述歷史的大宗師,一位有情懷的史學家,但我對他的喜歡,是從他“風騷”的文字開始的。
　　六七年前,我在盜版書攤上發(fā)現(xiàn)了《晚清七十年》,十五塊錢一本的黑皮書,馬上被優(yōu)美的文字和性情張揚的議論迷倒,從此成為唐德剛的粉絲,自號“糖豆”。一年之內(nèi),我至少買了十本《晚清七十年》,逢人便送,反正盜版也便宜;并開始掃蕩書店,將老唐的書一網(wǎng)打盡。從《史學與紅學》、《袁氏當國》,到李宗仁、顧維鈞回憶錄,再到《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直至《五十年代的塵埃》收尾,能找到的都讀了,而且不止一遍,算得上鐵桿“糖豆”了。
　　唐德剛帶給我最大的閱讀享受,是他說書人一樣的講史風格,和他半文米白、亦莊亦諧的文字。唐德剛筆鋒常帶感情,忘情之下往往不顧史家的身份,跳出書本對“親愛的讀者”說幾句話。如《晚清七十年》中對長征的長篇議論,每每讀到,都讓人幾欲淚下。但他著李宗仁的口述歷史,則在嚴格考證的基礎(chǔ)上,保持了傳主說話的原汁原味,讓“李長官”的語言鮮活得不得了。
　　讀唐德剛的書,我經(jīng)常遺憾得拍大腿,寫歷史著作還能夠掌控節(jié)奏、制造懸念、繪影繪形,真是一個天才說書的,這才是《百家講壇》的真命天子,可惜觀眾無緣得見。這不怪《百家講壇》,大學者要么潔身自好,要么晦澀難懂,登臺都鼓唇搖舌戲份兒很足,卻獨少了歷史養(yǎng)分,像唐德剛這般的,實在是沒處可找。
　　唐德剛天性詼諧,喜愛舞文弄墨,紙上能跑馬,為正統(tǒng)歷史學家所不喜,斥其太“騷”,但這正是唐德剛的高妙之處。所以我對嚴肅正經(jīng)的大家敬而畏之,但對沒架子的唐德剛則親近有加。試想一下,能跟鬼見愁李敖沆瀣一氣,而且讓李敖承認“白話文某些方面寫得比自己好”,贊其為“現(xiàn)代中國最活潑最優(yōu)秀的歷史家”,那得“騷”到什么程度?唐德剛是郭廷以的學生,在美國又跟隨胡適多年,但他對胡適冷嘲熱諷,玩“師”不恭,一點兒不比李敖干得少,這又是多么地離經(jīng)叛道?
　　但是,如果僅僅因此,唐德剛至多是一位善演講、好文字的歷史學家,實際上那只是海面以上的唐德剛,在有趣的文字之下,我們又能感受到他深沉的情懷。寫梅蘭芳的《五十年代的塵�！�,就對唐德剛的內(nèi)心層面有細致入微的體現(xiàn)。
　　唐德剛寫梅蘭芳,寫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為止,對梅后來的命運沒有觸及,但他對梅蘭芳有更深的寄托,那就是他自己說的:“他看過多少權(quán)貴的興亡,五十年來北京王的此起彼伏,正和蘭芳舞臺上的變化初無二致。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五十年他看過北京當朝多少跳梁小丑的興亡!”50年代飄揚的塵埃早已落定,唐德剛作為流浪在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語言文字難免有一些留戀的溫情,他寫梅蘭芳就是寫“一點點50年代的夢痕”。
　　20世紀50年代,大批知識人流落海外,他們看著曾經(jīng)的家園改天換地,看著馮友蘭、沈從文們輪流“洗澡”,自己在彼岸“隔岸觀火”,只能“嘆息又彷徨,像阿Q一樣苦笑”,那種孤魂一樣飄零的心境,誰又能體會得到?唐德剛在書中寫梅蘭芳,寫50年代的海外學生,其實寫的都是“孤魂”的故事。他們被趕出家門,又找不到棲身之地,狀如喪家之狗,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所以從唐德剛、余英時那一代人的字里行間,總能讀出兩個字:孤憤。
　　我相信,這也是唐德剛內(nèi)心深埋的情緒,他寫太平天國,寫毛澤東的1949至1976,評得那樣深刻、沉痛,他寫梅蘭芳寫京戲,寫得那樣婉轉(zhuǎn)哀傷,寫晚年胡適,把胡適的凄涼晚景寫絕了。這些都絲絲縷縷地映出了他自己。他寫歷史三峽論,對第二次歷史大轉(zhuǎn)折如此寄予厚望,應(yīng)該也寄托了自己對于故園的某些理想。
　　艾奇遜20世紀50年代初說過一句話:“等到塵埃落定再說�！蔽迨�年后,三峽早已成了平湖,唐德剛心里的塵埃,還是沒有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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