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共兩黨的關系,始于孫中山的容共政策。孫中山實行容共政策首先改組國民黨,在共產國際、蘇俄政府及中國共產黨積極幫助下其順利完成了改組任務。隨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由此揭開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序幕。
　　關鍵詞:國民黨;共產黨; “容共”政策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10)08-0104-01
　　
　　一、列寧與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
　　共產國際及蘇俄為鞏固十月革命成果,迫切需要聯(lián)合東方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力量對抗帝國主義,尤其是在中國。
　　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的報告中,提出要把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嚴格區(qū)分開來。要求“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lián)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tài)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1]列寧的上述思想成為共產國際制定關于中國共產黨應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決策理論根據(jù)。
　　1921年6月初馬林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后不久便到上海,會見了國民黨員張繼。與張繼聯(lián)系后,12月馬林受邀與孫中山見面,并與其做了三次長談。孫中山愿意“與蘇聯(lián)建立非官方的聯(lián)系”。[2]1922年8月12日,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即“應該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成一些小組”。[3]他回到上海后,向孫中山轉達共產國際的相應決定,并與孫中山和張繼等人具體討論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及改組國民黨的相關問題。孫中山當場表示,同意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做國民黨的黨員。
　　8月28日至30日,馬林與中共領導人在杭州西湖舉行秘密會議,具體“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問題”。盡管與會者中仍有部分人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一點持有異議,但當馬林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于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再“沒有遇到激烈反對”。“參加討論的執(zhí)委會委員們一致認為,通過積極參加這個民族主義運動可以為我們的工作創(chuàng)造最有利的條件”。[4]會后決定:“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存共產黨,后者對于國民黨內的工作發(fā)出指示并領導工會的組織工作”。[5]
　　9月初,經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后正式加入國民黨。[6]隨后,根據(jù)與馬林商定的改組國民黨的計劃,孫中山很快指定陳獨秀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孫同時還任命與吳佩孚來往較多的李大釗,和張繼一起擔任同吳聯(lián)絡的代表。當李大釗等向孫說明自己不能退出共產黨時,孫明確表示說:“這不要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7]
　　1923年10月6日,孫中山接見了鮑羅廷。25日,孫召開會議,正式宣告改組決定之后,在鮑羅廷的建議下,指定包括中共領導人譚平山、李大釗在內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并著手進行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和建立各地區(qū)黨部的工作。
　　二、堅定容共政策
　　海外華僑黨員在得知孫中山實行“容共”政策,并準備改組國民黨后,率先表示異議。譬如對孫中山的事業(yè)幫助甚大的鄧澤如,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夕的1923年11月29日領銜上書孫中山,歷陳“容共”之危險:“俄人替我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他擔心: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乃“有系統(tǒng)的有組織的加入”,不僅要“利用我黨”,而且欲“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使國民黨外結怨于國際,內斷絕實力派之協(xié)助,“陷于孤立無援之地”。
　　當時,孫中山確實委托鮑羅廷代為起草指定國民黨的政綱及黨章等重要文件,他十分清楚鮑羅廷與共產黨人之間的來往甚至舉行會議。整個政綱、黨章的討論和修改過程中,鮑羅廷提出的諸多建議,孫中山很是欣賞,而且大部分工作均是由他指定的委員會在負責,最后決議也經其親自審定批準,所謂“俄人替我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純屬子虛烏有。因此,孫中山對此作出批示稱:政綱草案等“為我請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為漢文,陳獨秀并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國民黨內部分歧,在改組前夕其實已經開始發(fā)生了。這時在孫中山身邊的重要干部,如胡漢民、汪精衛(wèi)等,對“容共”政策明確抱支持和理解的態(tài)度。當有黨員鑒于共產黨人極力爭取國民黨“一大”代表席位,并懷疑“容共”的作用時,胡漢民即直言批評說:“你這回的懷疑,我敢認為是無益有損的‘過慮’。我推測你的意思,大約是歧視他們,我以為不應該的�！薄爸连F(xiàn)在已經加入本黨的黨員,就更是黨中同志,還有什么可以歧視的地方?他們以少數(shù)人能競選勝利,是他們對于黨的熱心,是他們能奮斗的結果,難道妒忌他,可以說他們不對么?”“我勸你并勸各同志拋去彼此歧視見解,一致的向主義進行,努力于主義底下所應有的工作。到了大家一樣的努力,那時什么猜疑都沒有了”。
　　在國民黨改組之初,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影響及勢力尚小,兩黨之間的糾紛亦不多,再加上孫中山的自信與權威,要想從根本上質疑“容共”政策,幾乎沒有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在孫中山對鄧澤如等人的上書詳加駁復后,鄧澤如等即不敢再提異議。原上海中央的干部在聽取了廖仲愷代為解釋的孫中山的意見之后,也不再直接提出反對意見。
　　于是,在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會上全無公開表示懷疑孫“容共”政策之人,會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由此揭開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序幕。
　　
　　參考文獻
　　[1]《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71、275頁。
　　[2]《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頁。
　　[3][4][5]《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版),第79頁,第82、83頁,第91頁。
　　[6]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臺灣1973版,第157頁。
　　[7]汪精衛(wèi).《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政治周報》第5期,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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