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說“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首先要面對的是“理論是什么”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盡管理論在肯尼思?沃爾茲那里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紗”，但是我們可以從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范式中尋找到其共同擁有的“理論成分”，它們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邏輯的產物。這種對理論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tǒng)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理論理解上的分歧。對理論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關鍵詞　理論　實踐　現(xiàn)實　邏輯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4-0073-79
　　
　　構建符合中國人思維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眾多國際關系學者的企盼和一直奮力向前的目標。學者們對于這一目標的具體內涵和如何達致這一目標，提出許多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建議。但要形成某種能夠獲得國際認同的理論，也確非易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對什么是理論以及它們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我們的學科傳統(tǒng)和我們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獲得的答案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自行為主義出現(xiàn)以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研究中就被注入了實證的傳統(tǒng)，這也反映在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理論范式中。
　　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想回答受到實證傳統(tǒng)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盡管理論在肯尼思?沃爾茲那里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紗”，但是我們可以從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中找到其共同擁有的“理論成分”，它們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邏輯的產物。這種對理論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tǒng)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理論理解上的分歧。由這種不同的理論認同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我們所知的范圍內，“新現(xiàn)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構成了解釋國際事務和跨國界互動行為的三種最具有理論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這種結論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較大范圍的認同。因此，本文將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作為選定的分析對象。
　　
　　一、肯尼思?沃爾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神秘化”
　　
　　肯尼思?沃爾茲在其《國際政治理論》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什么是理論，并在接下來的三章中進一步用實例告訴我們什么是、什么不是系統(tǒng)層次上的國際政治理論。在這種對理論的描述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哲學、歷史和法律”的痕跡，
　　“科學”的內涵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種理論模式不僅超出了此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模式，也與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指涉對象。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肯尼思-沃爾茲所要求的理論內涵完全是陌生的東西，不僅晦澀，而且有點故弄玄虛。
　　在過去中國人的理解中，理論看似不是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但卻是難以達致的目標。中國最為權威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把理論定義為“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知識的有系統(tǒng)的結論”。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理論的一般看法。一方面，理論是與實踐緊密聯(lián)系的，沒有實踐也就沒有理論。理論經常被當作是實踐的附屬品，理論的存在價值在于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否則的話，理論不可能存在，或者沒有存在的意義。離開了實踐的理論或許還有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即謬論，也就是對實踐的扭曲。從這種意義上講，理論不具有獨立性，就如同列寧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另一方面，人們將理論看作是一種系統(tǒng)的結論。只要這種結論被大多數(shù)人所認同，就會被我們當作理論。
　　翻開中國大多數(shù)的社會科學教材，它們鎖定的探索領域包括兩個方面：(1)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表現(xiàn)形式，我們稱之為“現(xiàn)象”；(2)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內在規(guī)律，即對象間的“內在的、必然的、有機的聯(lián)系”。發(fā)現(xiàn)規(guī)律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目標，它與“真理”屬于同一等級，甚至可以互換。而理論則由于“謬論”的存在，喪失了它的純潔性，它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甚至不是一個重要的要實現(xiàn)的目標。另外，由于理論牽涉到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中國的理論暗含著更重要的事情是對理論的把握和鑒別。
　　相對于中國人的這種理論定義和思維，肯尼思?沃爾茲對理論的描述可謂是顛覆性的。這種顛覆性表現(xiàn)在：首先，他指出理論的功能不是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是“一種工具，它試圖有助于對某一加以限定的行為領域加以解釋�！币虼藢�理論的評判標準不是對實踐指導作用的大小，而是其所具有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強弱。與中國的理論規(guī)定性相比，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幾乎與實踐沒有什么關系，不以實踐為目的，也不承擔其所產生的后果，它與實踐幾乎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它既然是工具，就無所謂對錯，更不會有“謬論”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理論高于規(guī)律。在中國，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是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標，因為只有它是純而又純，支配和決定人類命運的東西。然而，規(guī)律在肯尼思?沃爾茲那兒是有欠缺的，因為它無法解釋自身，“理論并非只是規(guī)律的集合，而是對規(guī)律的解釋。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qū)別。規(guī)律指出恒定不變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而理論則解釋這種聯(lián)系為何存在。”H由于規(guī)律無法說明某種聯(lián)系能否存在，也就無法告訴我們能否進行控制以及如何進行控制，而這些任務只有理論才能完成。理論高于規(guī)律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規(guī)律，而理論只能被創(chuàng)造。
　　
　　第三、理論與真實性無關�？夏崴�?沃爾茲認為，“理論盡管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關，但卻獨立于真實的世界。”理論只揭示部分現(xiàn)實，它的正確性并不由現(xiàn)實的正確性來決定。而我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標準在中國人眼中幾乎相當于―條普世性標準，中國人無法想象―個在現(xiàn)實中不正確的理論在理論上卻是正確的。但肯尼思?沃爾茲對他的信念確信無疑，并引用康德和愛因斯坦的原話來增加其權威性。除此之外，他還進一步指出，理論的解釋力是通過“遠離現(xiàn)實”而非貼近現(xiàn)實而獲得的，意思是離現(xiàn)實越遠，我們就越能獲致有效的理論。
　　第四，理論不是由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從實踐中來即從歸納法中得來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理論的終極來源。但沃爾茲告訴我們緊緊依靠歸納法無法創(chuàng)造理論。“相信通過越來越多數(shù)據的累積以及對越來越多案例的研究分析，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真理，這一信念被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撕特勞斯稱為‘歸納法學者的幻想’。”
　　肯尼思?沃爾茲用一系列否定顛覆著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他給出了他對理論的定義，他認為理論是“人的頭腦里關于某一領域的組織性及其內容的各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的一幅思想性圖畫�！蹦敲矗�某一領域是真實的嗎?其組織性和各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與現(xiàn)實有何區(qū)分?思想性圖畫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如果我們將前面他給出的否定性特征加入到這一定義之中，我們難以理解這一定義還能剩下什么。盡管肯尼思?沃爾茲列舉了檢驗某一理論的7個程序，但就其實質來說，它更像是一套邏輯驗證程序，而非理論的實質性標準。 　　肯尼思?沃爾茲本人在國際關系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巨大成功，使得肯尼思?沃爾茲的這一理論定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和國際關系學界的默認。在新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沒有看到對理論本身的專門表述，只是肯尼思?沃爾茲毫不客氣的表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鶜W漢和奈強調制度主義以結構理論為其理論核心，他們只不過將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對新自由主義的這一態(tài)度也可以從亞歷山大?溫特那里得到證實，“新自由主義預先就對新現(xiàn)實主義做出了太多的讓步，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僅僅解釋一個主要理論體系沒有解釋的剩余問題這樣一個次要地位�！眮啔v山大?溫特盡管也沒有對理論的定義作過多論述，但是他的標準比肯尼思?沃爾茲要低很多。在他的理論分類圖譜中，他把許多國際關系學派納入到他的理論范疇之內，在他看來，“一種理論是否有價值，最終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對國際政治的具體問題做出有意義的解釋�！痹谝欢ㄒ饬x上，這一定義的內容也包含于肯尼思?沃爾茲的定義之中。但是，肯尼思?沃爾茲根據自己的標準，認為建構主義根本就不是理論，“很難指明建構主義到底對什么做出了解釋。它只是提供了一個似乎很有希望的觀察世界的新的視域而已�！�
　　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關系三大理論范式中確立了自己對理論標準的制高點。他以他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地位對什么是理論作了專門論述和系統(tǒng)思考，并以此為根據對其他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對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提出質疑，但很少看到有人對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也提出同樣多的異議。
　　
　　二、一個國際關系事實+一個適當?shù)倪壿?國際關系理論
　　
　　不管怎樣，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還是能夠理解的。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他所創(chuàng)造的理論模式來理解。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如果被認為是國際關系中的三大理論范式之一，我們也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論構建來理解其理論的基本構成是什么。撇開肯尼思?沃爾茲對自己的理論和其他理論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理論的核心架構由兩個基本元素構成，即一個國際關系事實和一個適當?shù)倪壿嫛?
　　1、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無政府意即國家之上缺乏一個唯一的中央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國際關系的現(xiàn)實，在國際關系進入到現(xiàn)代以后更為明顯。因為國家在國際關系契約中被相互承認擁有主權。主權是一種最高權力，不承認在它之上的支配力量。這一觀點在肯尼思?沃爾茲之前就得到了廣泛接受�？夏崴�?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此也進行了描述：“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tài)這一經久不衰的特性導致了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生活具有顯著的相似性。這是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
　　一個邏輯：肯尼思?沃爾茲新現(xiàn)實主義蘊含的邏輯非常簡潔，甚至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1)在一個系統(tǒng)中，結構“限制和塑造了行為體和機構，而且盡管行為體和機構的目的和努力存在著差異，但結構卻使其運作趨向產生同質的結果”；(2)無政府狀態(tài)是國際體系的結構；(3)因此，國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質功能的單元，其首要目標是確保自身的生存，均勢政治是一個國家確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選擇。
　　很明顯，肯尼思?沃爾茲使用了一個具有演繹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將結構理論植入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理解之中。無政府狀態(tài)在國際政治中行使著結構律令，它使國家必須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自助是唯一的選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諸如安寧、福利和權力這些目標。
　　2、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復合相互依賴，即受國際機制控制的相互依賴。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其《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活在―個相互依賴的時代�！边@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相互依賴只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現(xiàn)實。如果按照他們對相互依賴的定義，人類相互依賴的歷史應該更長，尤其是在安全領域中的相互依賴。他們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更符合當今時代的現(xiàn)實。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賦予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即國際機制以核心地位。所謂國際機制，“就是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guī)范、規(guī)則以及決策程序。’”如果我們認同這一定義，國際機制至少一直伴隨著現(xiàn)代國際關系，因為作為現(xiàn)代國際關系基本行為者的主權國家存在的首要前提，需要遵從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互認對方為主權國家，即國家相互承認對方在地球表面某一區(qū)域內擁有最高權力和對外享有自主權。肯尼思?沃爾茲所發(fā)出的“國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驚嘆”的感慨是杏與這一因素有關呢，我想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是毋庸置疑的。
　　一個邏輯：尋找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看起來比較復雜。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與新現(xiàn)實主義有許多糾纏，新自由主義幾乎認同新現(xiàn)實主義的結構前提，盡管如此，其內在的基本邏輯還是非常的清晰。我們照樣可以求助于一個三段論：(1)在一個系統(tǒng)中，結構對行為體和機構具有限制和塑造作用；(2)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下，為了管理國家間所產生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避免無政府狀態(tài)的消極影響，人們創(chuàng)設了國際機制。國際機制作為結構層面的干預變量將減輕無政府結構的消極影響；(3)盡管國家的行為在不同的領域行為取向不同，但由于國際機制的存在，它們更傾向于合作。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正是在無政府結構中發(fā)現(xiàn)肯尼思?沃爾茲對人類創(chuàng)制作用的忽視，并因而確立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
　　3、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由國家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的實質內容由國家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因而，國家之間可以建構成各種各樣的無政府狀態(tài)，甚至包括肯尼思，沃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tài)。國際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共有知識”，決定著無政府狀態(tài)的基本內容。它們之間可以相互建構成朋友、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由于共有知識建構相互之間的這種身份，從而影響相互之間的利益和行為。對亞歷山大?溫特來說，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個事實，但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單一規(guī)定性的事實，而是一個多樣性的事實，它們在國家的互動中被建構而成。
　　一個邏輯：與新自由主義一樣，建構主義始于新現(xiàn)實主義解釋中的缺陷。新自由主義只是質疑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中的“小前提”，而建構主義不僅質疑新現(xiàn)實主義的“小前提”，而且質疑其“大前提”。對亞歷山大?溫特而言，肯尼思?沃爾茲的結構是一個物質結構，而只有社會結構才構成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影響。
　　“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和效用取決于體系的社會結構�！苯�構主義的邏輯可歸納如下：(1)人類關系的結構是一種社會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了行為體的行為；(2)無政府狀態(tài)作為國際關系結構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結構，它是由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共有觀念”所決定。(3)無政府文化(共有觀念)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亞歷山大?溫特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個開放式定義，盡管他把無政府狀 態(tài)鎖定為無政府文化，但是他的無政府文化也是多元的。對他來說，有多少種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就有多少種無政府狀態(tài)的邏輯。而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產生不同的國家行為。這使得建構主義難以確定自己解釋的邊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建構主義只是一個新的“視域”而已。
　　三大理論“范式”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使用了演繹推理模式，在大的框架上可歸納成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三種理論具有邏輯上的延續(xù)性，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為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開辟了道路，后兩種理論都是在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小前提或大前提中尋找出“破綻”后，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地位。
　　
　　三、問題：理論的認同與后果
　　
　　上述的簡要分析告訴我們，國際關系理論并不像肯尼思?沃爾茲所定義的那樣神秘，它的基本構成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加上一個適當?shù)倪壿嫸�已。盡管如此，它與中國人傳統(tǒng)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隨著受到行為主義方法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理解的加深，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對理論理解問題上的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體現(xiàn)在對中國有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回答上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理論標準，中國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的戰(zhàn)略劃分、和平與發(fā)展兩大主題、國際政治新秩序等。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則不存在國際關系理論，如王義桅博士和蘇長和博士先后直接以“為什么沒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各自論文的題目，并以此作為定論。
　　無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是“建設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首先要面對的或者說必須要回答的是理論標準問題，亦即理論本身的“普世性問題”。本文不對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回答，接下來探討一下認同不同的理論標準所帶來的實際后果。
　　認同中國傳統(tǒng)上的理論定義可帶來如下后果：(1)理論與實踐無法在時間點上進行銜接。理論代表過去，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而實踐是當下的事情，它面對當前的問題并為未來開辟道路。過去為真的經驗在當前的實踐中未必為真，因為理論在還沒有接觸到實踐之前就已經過時了；(2)實踐并不完全與理論具有一一對應的關系，這種關系所暗含的一個邏輯是當前的實踐與人類過去的經驗是一致的，因而從人類過去經驗總結出來了的理論就必然的可以應用到當前的實踐去。但是，理論靜態(tài)的、單純的和簡約的特性，總是與實踐動態(tài)的、復雜的和具體的特性不一致，理論永遠不能包含實踐的所有方面，總會為實踐的豐富多彩所證偽。(3)中國的理論模式存在著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不僅僅具有知識意義，而且理論創(chuàng)造者本人還須承擔一定的風險。這意味著你若不創(chuàng)造出真理來，你就會制造“謬論”。由于實踐先于理論的特性，你得出謬論的可能性非常大。(4)如前面所說，假定中國存在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但它的著眼點是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推行的行動指南。它與中國的理論定義仍然有一定差距，它離實踐太近，而歷史太短，實際上它本身就是實踐。與其說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不如說它是一個行動目標和歷史建構，是“一個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
　　隨著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在國際關系學術界所產生的巨大認同度，他們的理論模式也越來越多的獲得國際關系學界的默認。如果我們認同三大理論范式所蘊含的理論構成，那么，它對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挑戰(zhàn)是巨大的：(1)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僅需要探究國際關系的現(xiàn)象和規(guī)律，而且更應該創(chuàng)造國際關系的理論。只有理論才能夠創(chuàng)造知識本身。(2)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思維需要獲得西方邏輯和實證的支撐。傳統(tǒng)中國式思維和中國文化在過去時代所獲得的巨大生命力是和農業(yè)社會非常契合的，它是在大自然的領悟中配合自然的思維舞蹈，它是藝術的，創(chuàng)造的和自由的，但不是嚴格的、規(guī)范的和實證的。這正如中國著名學者李澤厚所說，“中國哲學和文化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毋寧更欣賞和滿足于模糊籠統(tǒng)的全局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去追求和獲得某種非邏輯、非純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領悟。”隨著西方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干預，人類離自然越來越遠，對自然的直觀理解越來越不能給予人們對社會和自我更多確定性的需求，而邏輯和實證無疑是一種被西方文化和科學所驗證的最好的手段。這意味著我們要創(chuàng)造西方式的國際關系理論，首先必須在我們的文化中注入我們所欠缺的實證和邏輯規(guī)范方面的內容。(3)必須讓理論回歸到它自身的本來面目。理論僅僅是創(chuàng)造知識的手段，它有助于我們理解周遭的環(huán)境和我們的實踐活動，擴大我們的視野，開闊我們的思維，但它絕不是我們包醫(yī)百病的“萬有靈藥”。因此，理論必須從“現(xiàn)實生活”和“實際問題”的綁架中解放出來，回歸到它創(chuàng)造知識的本源上來。
　　本文并沒有試圖窮盡對理論的各種理解，實際上，它也沒有列舉出實證主義對理論的各種不同的要求和標準。實證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它既面臨著其內部在科學性標準上的不同理解，也面臨著其他的非實證主義學派的批評，如英國國際社會學派的批評以及八十年代后期出現(xiàn)的批判理論、規(guī)范理論等后實證主義學派的質疑。本文只是從我們對三大理論范式獲得較大認同的意義上，從其理論體系本身尋找出它們的共同的理論特性。一方面是希望破除實證主義所施加給理論的某些神秘色彩，這種色彩抬高了這些理論的難度和高度，實際上它們所依賴的只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shù)倪壿嫸�已。如果我們認同這就是理論的標準模式，我們也可以依照這種方法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理論來。另一方面，在分析這種理論模式的時候，我將它與中國傳統(tǒng)上對理論的理解加以對照，實際上只是說明，我國傳統(tǒng)上對理論給予了太多的希望和太顯赫的地位，尤其是把它與實際問題捆綁起來，并以其對實際問題的指導作用來衡量其作用，這種使命實際上是理論所難以承載和完成的。總之，我們之所以需要理論，只是希望它所提供的解釋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自身和周圍世界，并能夠對我們的現(xiàn)實行動和未來提供幫助，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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