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糾正與突破，都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反思過去的道路、結(jié)合現(xiàn)實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調(diào)整。 　　 　　任何一個歷久彌新的政黨，都是一個懂得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善于自我糾錯的政黨。中共90年，也是一部不斷自我完善的歷史。在這90年中，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歷了兩次大規(guī)模的反思、自我的糾錯甚至否定，而每一次的反思和糾錯都帶來了中國革命和建設(shè)事業(yè)的大發(fā)展：一是中共七大之前的延安整風，最終形成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另一個是十二大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最終形成了《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每一次的糾正與突破，都體現(xiàn)了中共在反思過去的道路、結(jié)合現(xiàn)實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調(diào)整，這一思路在對瞿秋白的評價問題上，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
　　
　　《多余的話》
　　
　　瞿秋白，1927年八七會議后接替陳獨秀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任最高領(lǐng)導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解除了瞿秋白中央領(lǐng)導職務(wù)。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達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紅軍決定長征后，瞿秋白雖然幾經(jīng)要求隨軍長征，但還是被留在即將淪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轉(zhuǎn)移途中，在福建省長汀縣被地方反動武裝保安十四團的部隊俘獲，關(guān)入上杭監(jiān)獄。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殺害于福建長汀。當年目睹瞿秋白就義的悲壯場面的人這樣描述說：他從容鎮(zhèn)定地走出長汀的中山公園，邊走邊與同行者談話。“信步至亭前，已見小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酌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薄案叱獓�際歌，酒畢徐步刑場�！彼�指著一處草坪，微笑著說：“此地很好!”然后盤膝而坐……
　　大義凜然的壯舉，瞿秋白理應雕刻在歷史的英雄碑上。但是，歷史的詭秘卻讓他很長時間背著“叛徒”的罪名。何以如此?是因為他在就義前夕寫下的《多余的話》。
　　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把曾經(jīng)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zhí)著、苦悶、困惑、堅定等等，都以本來的面目留在兩萬多字的自白中。這一自白，后人讀來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揚向上斗志，而是內(nèi)心的痛苦、憂郁、厭倦。按照中共建黨以來對黨員純而又純的要求――在敵人面前，要么大義凜然地成為英雄，要么茍且偷生地成為叛徒，刑場上的瞿秋白與《多余的話》的瞿秋白，就難以重疊在一起。因而，當《多余的話》的部分內(nèi)容于1935年由國民黨“中統(tǒng)”主辦的《社會新聞》首先發(fā)表，1937年《逸經(jīng)》半月刊全文刊載之后，中共方面對此的態(tài)度是，不相信�？箲�(zhàn)初期，有人曾問中共有關(guān)人士買不買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原稿，中共方面認為是偽造的，沒有買。
　　因為不相信，在瞿秋白就義10年后，1945年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他的“無產(chǎn)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在紀念瞿秋白就義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決定將他的遺體從福建長汀遷到北京。陸定一在瞿秋白遺骨遷葬儀式上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報告中說：“瞿秋白同志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zhàn)士。他獻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貴品質(zhì)和畢生功績將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因為心存疑慮，在給予瞿秋白上述評價的同時，也有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建國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戰(zhàn)友馮雪峰主持編輯《瞿秋白文集》。按理說，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黨的領(lǐng)導人，他關(guān)于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述也應收入書中，但是，中央?yún)s有指示：只出版文學方面的論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著，聯(lián)系中國革命實際很不夠。而在動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曾為《瞿秋白文集》寫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認為“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篇短短的序言后來并沒有收入書中，而是30年后人們重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在檔案館里找到的。雖然檔案材料并沒有揭示出不收入這篇序言的原因，但對《多余的話》心存疑慮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釋。
　　到了1960年代，伴隨著“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政治形勢，對《多余的話》也由心存疑慮而承認有其事實了。據(jù)陸定一回憶：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農(nóng)來找他，說《多余的話》的真跡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國外。他表示要賣，問陸買不買。陸仍認為是國民黨偽造的，不買�？墒遣痪茫�陸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毛主席、周總理都在座，我向他們報告了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總理說，我看過《多余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偫淼脑挳斎皇强尚诺摹！�
　　稍后，歷史學界發(fā)生了對于《李秀成自述》的爭論，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斷言，李秀成盡管在被捕后被殺，但他寫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狀。毛澤東以李秀成“晚節(jié)不忠，不足為訓”的批語支持了戚本禹的觀點。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話》，認為其與李秀成一樣，“晚節(jié)不忠”。瞿秋白就逐漸不被人提起了。而到了是非顛倒的“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話》就被污蔑為瞿秋白“叛徒”的鐵證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瘋狂的紅衛(wèi)兵砸毀。
　　
　　還原歷史真相
　　
　　“文革”結(jié)束后，在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中，人們沒有忘記瞿秋白。1979年，《歷史研究》刊出學者陳鐵健的《重評(多余的話)》一文，是第一次對瞿秋白從學術(shù)上進行公開公正評價的文章。
　　曾任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在黨內(nèi)首先倡議為瞿秋白平反。這年2月1日，他專門給“陳云、黃克誠同志并轉(zhuǎn)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下一封信。信中說：“說秋自是叛徒，我很懷疑，現(xiàn)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請求復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寫了《多余的話》情緒消沉，這篇東西，因周總理曾見過，確是秋白所寫。但以此為根據(jù)，判定秋白是叛徒，則證據(jù)不足。因為它究竟不是自首書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為叛徒的，是以謝富治為部長的中央公安部，時間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后。謝富治人品很壞，當林彪、‘四人幫’走狗，誣陷了很多好人，對瞿秋白的叛變也拿不出可靠的證據(jù)，值得重新檢查，不能輕率相信。(三)秋白被槍決，國民黨曾發(fā)過消息，登過報。如果秋白叛變了，國民黨必須大肆宣傳。但這種宣傳并未發(fā)生。”
　　同時，陸定一對前來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說，你趕快給黨中央寫信，請求給你父親平反。瞿獨伊立即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秋白平反。中紀委調(diào)集五人，成立瞿秋白復查組，對外稱八組。
　　這年4月，瞿氏胞妹、已79歲的瞿軼群從居住地杭州寫信給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復名譽，并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陳云于1979年5月20日對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xiàn)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蘋同志辦”。5月29日，中組部副部長陳野蘋對該件批示：“請鶴壽同志閱后再轉(zhuǎn)中紀委第八組�！�
　　經(jīng)過大量調(diào)查研究，“瞿秋白問題復查組”在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準備提交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共中央通過的包括《關(guān)于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復查平反報告》等一系列文件。但遺憾的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只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對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過。盡管如此，鄧小平仍明確指出：“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xù)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6月17日，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會議由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贊揚瞿的一生。第二天，中共中央組織部老干部局負責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負責人、中紀委八組負責人等，在八寶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殘基前，敬獻了中組部送的花圈和親友獻的鮮花。
　　四個月后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zhuǎn)發(fā)中紀委《關(guān)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diào)查報告》的通知，明確宣布：“《多余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chǎn)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薄八鼪Q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1982年9月，中紀委在對中共十二大進行工作報告中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jīng)過對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實調(diào)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敝匦驴隙�了他光輝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話》是其“叛徒鐵證”的不實之詞。
　　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論編》中，收入了《多余的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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