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政協(xié)【政協(xié)給了我們這樣的視角】
發(fā)布時間:2020-02-17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編者按:又是一年一度“兩會”時,每到這個時候,普通民眾會關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話題,中國媒體會捕捉、解讀“兩會”釋放出的新信息以及反映社會變革的新氣象,而外國媒體也會通過契機尋找新聞源,讓他們本國的政府和民眾了解中國政治生活的動態(tài)。
那些政協(xié)委員或人大代表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參政議政的?我們外宣工作者該如何向世界解讀:我們的政協(xié)委員不是擺設,他們是在切實履行著自己的職責?為此,兩會前夕,《對外傳播》記者分別采訪了幾位政協(xié)委員和專家學者。
陶斯亮:要把政協(xié)的變化告訴外國議會
中國市長協(xié)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陶斯亮,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以來,一直積極投身社會活動,關注社會上發(fā)生的各種事情,對許多問題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刻的看法。她“成立國家民意調查機構的建議”、“關于在部分小城市開展市長直選(試點)的建議”以及“市長須任滿一屆以免助長跑官賣官之風的建議”的提案,不僅得到與會委員的認可,更被評為優(yōu)秀提案。談到政協(xié)在中國民主建設中的作用,她說――
其實有時候不能怪外國對我們的兩會制度不了解,即使在國內某些人中也存有不同程度的誤解。記得我剛當上政協(xié)委員的時候,有老朋友給我發(fā)信息說“祝賀你當上中國最大花瓶中的一朵花兒。”
那時對政協(xié)委員到底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能起什么作用,認識并不充分。直到參加了政協(xié)多次會議和活動后,我體會政協(xié)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發(fā)揮著重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委員有提案權,這賦予了政協(xié)很大的功能。
如果說,現在的政協(xié)與30年前的政協(xié)有哪些不同,我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有了提案權。別小看這提案,它有一系列功能和作用:參政議政、民主協(xié)商和民主監(jiān)督,現在前兩項功能發(fā)揮得很好,監(jiān)督功能還不夠。
第二,我體會,政協(xié)是最發(fā)揚民主的地方。大家在其中敢講真話,反映了各個界別(各階層、各領域政協(xié)委員)的意見。
前段時間有人提出要特別重視網絡上民意的表達。我認為不妥。網絡是可以重視的,但那里很大一部分民意不是理性的表達,有時甚至是偏頗的。我曾提出“建立民主調查中心”的提案,希望這種民意表達能對我們的外交政策、對臺事務、涉藏問題的決策有所幫助。我的這個提案引起了政協(xié)的重視。國家統(tǒng)計局一共挑選了3個提案,我的提案被列為其中。統(tǒng)計局積極派人與我聯系,還要一起組織調研組。我認為民眾對國家問題的看法意見,屬于政治層面。相關部門反映問題迅速,說明我們意見表達的渠道是暢通的。
除了“成立國家民意調查機構的建議”提案外,我看到市長任滿一屆的不到20%,最短的任期兩個月就調動了。這給當地政府的工作帶來很大的損失,同時也助長了“跑官”、“賣官”不良風氣的形成。我的建議是,市長都是從實踐中摸爬滾打上來的,他們是城市的管理者,干好了,百姓滿意了,可以直接升到重要的崗位上。
我的這個提案遞交后,政協(xié)的領導說:“陶斯亮啊,我們考慮來考慮去,你提的問題雖尖銳,但角度是好的,是想讓腐敗不蔓延,是為了讓政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這種寬松的民主氣氛中,大家都愿意講心里話。比如其他黨派人士的發(fā)言很有水平和見地,委員們報以的掌聲達36次之多。因為人家的發(fā)言一看就是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體現了很強的參政議政能力。
今天的政協(xié)委員無論是在結構組成上,在知識水平上,還是在年齡上都呈現出了新的特點,他們更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整體素質高,年齡比例合理,充分體現了知識化、年輕化的特點。希望能把這些告訴外國議會,讓他們對中國政協(xié)的變化有所了解和關注。從全國范圍看,中國現在的干部知識化、年輕化、專業(yè)化的趨勢明顯,60后、70后的城市管理者已成長起來。我們與外國市長見面時,很多市長都可以直接用英語同外國市長對話交流。
第三,政治協(xié)商是個好辦法。我認為世界民主形式是多樣的,議會選舉是民主,我們的政治協(xié)商更是高一層次的民主。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多了,哪一次是靠投票解決的?全國人大的選舉和政協(xié)的政治協(xié)商都很重要,這兩種民主形式我們都需要。比如,像汶川大地震后的全國哀悼日不就是知識分子提出后討論通過的嗎?
外國人老認為我們是一黨“專政”,我們要向世界講清楚,中國有8個黨派,大家要在一起協(xié)商制定國策。而且中國領導人是有任期的,任期內又是集體領導,不是個人獨裁,沒有搞個人崇拜,這個黨是朝著健康的方向發(fā)展自己的。
現在外國對中國還有一些奇怪的看法,我認為,第一,他們對中國缺乏了解;第二,他們就是要戴著有色眼鏡故意誤解;第三,中國模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他們有不安全感。我曾對外國人說,你們的人權是體現在想批評誰就批評誰的自由上,我們中國人首要解決的生存權的問題,是如何使那些尚處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吃飽穿暖受到良好的教育。
原來有人說中國不民主,我還不知如何回答,當了政協(xié)委員,我卻對中國式的民主有深切的體會并對此肯定。
楊力舟:要充分對外介紹委員獻計獻策的提案
全國政協(xié)委員楊力舟是國家一級美術師,曾任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副主席,也是新中國第二任中國美術館館長。連續(xù)兩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使他親身感受到:委員們參政議政的水平和責任意識都很高。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建議,媒體要充分對外介紹委員為國家獻計獻策的那些提案。他認為,講出這些議案背后的故事,就能從一個方面證明全國政協(xié)在中國民主進程中發(fā)揮的作用。他說――
我當了兩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在這段時期,我們見證了中國民主政治的不斷進步。
在會上,很多政協(xié)委員爭相去作大會發(fā)言。觀點常常都是有理有據很精辟,有些委員的提案也具有很高的水平,一看就知道他們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認真了解民意體察社情,是花了大量功夫精心準備的。
我記得中國文物局的局長一次就提交了20幾個提案,都是有關文物保護、科學管理、加大投入宏揚民族精神的建議和措施,而且每個提案都有很實在的內容。我們文史界的委員們很贊成他的意見,紛紛在他的提案上簽名給予支持。還有一些經濟界人士和作家的提案都被評為優(yōu)秀提案,他們關心國計民生更深入,思考問題更有見地。
政協(xié)提案是我們政協(xié)委員就國家大政方針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充分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的平臺,是體現民主的有力載體,也是委員們履行職責的最好方式。有很多提案反映的問題是大家的共識,所以一個好的重要的提案經常獲得許多委員的簽名。其實提案可以由政協(xié)委員以個人名義提出,但聯合簽名或以團體的名義提出,分量會更重些。
全國政協(xié)委員會對提案的提出都很重視,一般都持認真而慎重的態(tài)度,這是因為提案辦理的專門機構會讓提案件件有著落,案案有答復,有些還能很快看到改進問題的積極效果。
以2007年委員提出的《關于規(guī)范英文路牌的提案》為例。這個提案與中國作為一個開放大國的形象有關。國家民政部很快給予答復,并表示要對國家標準與現行法規(guī)相抵觸的地方給予協(xié)調。結果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此問題就已有了改進。
還有委員從環(huán)境保護出發(fā),提出了《關于國家統(tǒng)一手機電源充電器接口的提案》,對他的提案我們很多委員都贊成。每換一部手機就要買一個充電器,一年要造成多大的資源浪費。這個提案遞交后,得到國家信息產業(yè)部的高度肯定。信息產業(yè)部針對提案詳細介紹了中國在相關科研方面的進展及國家新標準。提案建議和答復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渠道。
在政協(xié)有個要求,這就是你不僅能提出意見,還要拿出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這反映出中央政府確實在為國家的發(fā)展集中大家的智慧。我認為,如果讓外國人了解到這些提案背后生動的故事,他們就會對我們的民主政治多一個很重要的認識角度。
當然,有的大會發(fā)言,委員們聽后也會提出不同意見或發(fā)表尖銳批評。比如山東地方領導在十一屆一次會議上的發(fā)言中提出,要建一個巨大的以紀念孔子名義的所謂最能代表國家形象的城區(qū)建筑工程,并呼吁全國給予支持。這個提議遭遇100多人的反對和強烈質疑。政協(xié)委員的反對使這項勞民傷財的工程被遏止。與此同理,重慶三峽的一個耗資3500萬元標志性建筑已經建成,在“兩會”代表與委員們的反對下最近已被炸掉。
政協(xié)提案委員會專門研究這些提案,每個提案都按程序落實到位,件件有答復,多數建議都有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操作性較強,采納后確實對政府工作有改進,我們這些委員感覺自己起到了參政議政的作用。
作為政協(xié)委員,一般來說,每個人所處的崗位不同,從事的工作與專業(yè)不同,但是都會有一種責任意識,憂國憂民的意識,我們都在積極地為國家建設獻計獻策,我們的提案影響著國家各個領域的發(fā)展。這一點應充分對外介紹。
至于我自己在提案中有哪些親身感受,我想那是一個角色的設定問題。因為有了這個角色,你參政議政的意識可能會比別人更積極,行使監(jiān)督權力也更便利。
比如說,無論在國內調研還是在國外出訪,我作為政協(xié)委員會從這個角度了解民情,調研社會。2006年12月,為完成文化部交付的重大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任務《抗日烽火》,我去山西晉城地區(qū)的抗日根據地采風。我們深入到王莽嶺大峽谷,順便參觀了郊外的玉皇廟。這座始建于宋代的寺廟里珍藏著道教藝術的泥塑精品。原本有彩色泥塑118尊,因歷代保管不善,現僅存50尊,且前兩年還發(fā)生了盜竊案。
如果你不是政協(xié)委員,你會感到投訴無門。我很快向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提交了《關于山西晉城玉皇廟國家級文物被盜案的提案》,建議國家文物局深入調查,敦促山西省有關部門對該案限期偵破,使文物回歸;建議追究主管者責任,提高各級領導與管理人員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制意識;針對古代彩塑藝術品保護不利――就山西省而言,現存泥塑自唐宋元明清各代計9000余尊,缺乏專業(yè)修護人才,建議各中等、高等藝術院校培養(yǎng)民間彩塑保護人才;同時,相關部門應當充分發(fā)揮專家和民間藝人的作用,培訓現有管理人員。這個提案的前兩項建議已得到落實。
還有,出訪途中,我們在中國駐外使館和各大賓館看到了齊白石、張大千、吳作人和潘天壽等前輩大師的作品,發(fā)揮了宣傳中國文化的作用,但是也需要加以管理。于是,我寫提案建議國家對這類文物進行調查,組織鑒定,整理資源,收為國有,由國家美術館或博物館統(tǒng)一保管。
上面講的是眾多提案中的幾個例子,這只反映了某些方面的問題。全國有那么多的政協(xié)委員上交的提案成百上千,件件都有答復,而且這些提案還都有回訪,提出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得到解決。
一個提案,一個故事,提案背后有政協(xié)委員付出的努力,也反映了政府傾聽民意的熱望。同時,關于提案的回訪追蹤也體現了全國政協(xié)委員與政府互動的良性循環(huán)。
我們應當把委員們的努力告訴外界,也要讓大家看到中國政府的民主作風越來越求實,其工作正在更大范圍內取得人民群眾的滿意和支持。
馬振崗:建議多引薦外國記者與代表委員直接對話
國際上有一種習慣的做法,一個人一旦當過大使,不管今后做什么,人們都會尊稱其為“大使”。馬振崗曾任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還在其他駐外使領館任過職,F在作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他每年都參加眾多的國際交流活動。在漫長的對外工作歲月中,他不僅經歷了20世紀末中英關系在發(fā)展中的曲曲折折,更見證了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上明顯而深刻的變化。新華網曾對他以及另一位專家做了獨家專訪――馬振崗、馮仲平談“布朗時代”。前不久,新華網又在溫家寶總理訪歐結束前夕就中歐關系專訪了他。
作為第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馬大使特別談到外國人其實還很不了解我們的“兩會”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他說――
正如你們所說,“兩會”歷來被視為中國人的家里事,但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兩會”的大門也向世界打開了。2004年,首次允許歐洲議會議員旁聽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會。其后在2005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上,北京市政府也邀請了很多駐華使館的官員、境外媒體記者列席旁聽和采訪,并及時印發(fā)了英文版的《政府工作報告》審議稿。
去年,外國駐華使節(jié)都被邀請到人民大會堂旁聽了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秷蟾妗穬热葸翻譯成英、法、日等8種語言的大會材料,專門提供給各國駐華使節(jié)。
盡管有了這些措施,外國人對我們的“兩會”制度還是很不了解。我和外國人接觸中,發(fā)現他們對中國的人大和政協(xié)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有不少模糊和錯誤看法。這非常需要我們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2005年,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團到政協(xié)進行座談,他們大都是第一次獲悉中國有這樣一個組織。后來我到美國去,其中幾個議員深有體會地說,在政協(xié)的座談收獲很大,更多了解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東西方研究所是美歐一個頗有影響的研究機構,2007年底在中國開董事會時,曾到全國政協(xié)做客,他們對政協(xié)的活動非常有興趣,感覺特別新鮮,認為中國的做法相當不錯,是中國式民主的體現。這充分說明,只要工作做到位,做到家,我國的民主制度是能夠被國外逐步認識和理解的。
我認為,在向世界介紹中國“兩會”制度建設時,做法上可以開放些,方式上應更靈活些,渠道上更多樣些。最重要的是加強與外國的直接接觸,“走出去”和“請進來”并舉。應當創(chuàng)造更多的條件,讓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以親身參政議政的體會,向外國人特別是外國議員、媒體介紹我國的政治民主。這對宣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肯定會產生積極效果。
政協(xié)委員多是各界知名人士、專家和從一線退下來的政府領導干部。他們熟悉情況,掌握知識,富有見解,對國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政協(xié)有團結和民主兩大光榮傳統(tǒng),在新時期得到進一步發(fā)揚。在政協(xié)的會議上,大家對國家發(fā)展的各個方面都提出許多積極建議,也能大膽地針砭時弊,對社會存在的不良現象和政府工作上的不足和缺點提出批評。大家都是暢所欲言,充分體現出政治民主的精神。
政協(xié)委員參政議政的另一種主要方式就是通過提案。每年會議提案都是幾千件,涉及方方面面。這些提案是政協(xié)委員經過調查研究和反復思考提出的,意見比較中肯,受到中央和政府部門的重視。
我擔任第十屆政協(xié)委員時,也提出過一些提案。例如,根據在國外工作的體驗,針對我國將舉辦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世博會的情況,在2003年提出的《關于啟動全民社會文明行為普及教育的提案》,受到中央文明辦公室的良好評價。后來這方面工作得到很大加強。不管我的提案起了什么作用,我內心都感到很寬慰,覺得自己的想法得到重視。
我認為,在國際活動中大國公民的形象對我們非常重要。每個人的形象都影響著中國的形象。但損害國家形象的往往是個人的一些不妥當的行為,像有禮貌、講衛(wèi)生、言談舉止得體等等。外國人就是透過中國人的個體形象得出對中國的整體印象。
政協(xié)委員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責任。我當時在政協(xié)的對外友好組,里面有不少退出一線崗位的外交官和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的干部,他們會外語,有很豐富的工作經歷和經驗,擅長與外國媒體打交道,應該想辦法發(fā)揮這部分委員的作用。
中國“兩會”長期被國外描述為“橡皮圖章”、“樣子擺設”,但現在“兩會”是實實在在發(fā)揮著作用的政治形式,標志著我國民主政治的巨大發(fā)展。但很多外國人仍然很不了解我國民主的發(fā)展進程。現已允許外國人旁聽“兩會”,這對外國了解“兩會”無疑會有幫助。這個口子還可以開得再大一點。
我注意到,中國的記者大多關心國內的國計民生的事情,而外國記者更關心中國如何做。我建議,“兩會”期間多安排一些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接受外國記者采訪,也可組織小型的座談會,為一些有外交經歷的代表和委員與外國媒體交流提供方便。這樣的交流有助于消除中外記者在新聞報道方面的差距,更有利于外國人對“兩會”制度的了解。
侯少文:需要讓外國人了解“兩會”是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中央黨校的教授,侯少文清晰地看到中國民主進程中的艱辛曲折,在網上點擊他的名字,一篇篇文章和一本本著述,都可以看到侯少文對各領域的長期關注與研究。
我們很感謝他在談到民主建設的時候,給了我們這樣一個視角和提示,他說:“一個國家需要什么樣的民主模式,必須看其是否適合這個國家的國情!彼麑Υ瞬皇谴蠖酋r明地提出3個參考值:這個民主模式對經濟的作用如何?對社會穩(wěn)定的作用如何?老百姓的滿意度如何?
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人民百年求索的法治理想正在成為生活中的現實。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而又缺乏民主法制傳統(tǒng)的大國實現法治,是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yè),必將成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史上的壯麗篇章!
隨著他的講述,我們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兩會”與中國民主進程的交接點――
過去,在一些人眼里,“人大”、“政協(xié)”是擺設,是沒有實權的“橡皮圖章”,這種狀況很久以來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至于何時發(fā)生的變化人們已找不到源頭了。
其實這種變化是有標志性的起點的。
從人大來說,它得以長足發(fā)展的一個關鍵性舉措,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中,人大制度建設得到了勢所必然的加強。1979年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修憲決定,縣和縣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在此之前,地方人大受到組織載體的限制沒有常委會,人大工作就難以經常化、制度化。在這之后,地方人大常委會這一機構的設立,對地方人大發(fā)揮作用起了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根據新頒布的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部分立法權,這在人大制度史上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如果沒有這一條規(guī)定,我們能夠取得今天這樣豐碩的立法成績嗎?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用的日益彰顯,是同它職權的擴大有著密切的邏輯關系的。
全國政協(xié)委員參政議政能力的顯現也是有標志性的節(jié)點的。
1989年底《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意見》的下發(fā)和執(zhí)行,就可以視為我國政黨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標志。此前,鄧小平就提出,“可以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jiān)督職責的方案,并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對民主黨派性質、地位的定位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多黨合作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好。如果始終不把民主黨派的成員當作社會主義的重要動力,而把他們算在革命對象的范疇內,他們的參政議政熱情就決不會釋放出來。《意見》明確指出,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這一論斷,破除了人們對民主黨派思想認識上的一個長期禁錮,開辟了多黨合作的坦途。
從全國政協(xié)會議可以看到,很多委員積極參政議政的熱情高,水平也高。大家都會感到政協(xié)的工作是與人大同步向前走的。從制度建設上也可以看出來這種關系:每年人大召開之前,政協(xié)先召開;人大的重要會議,政協(xié)委員列席。無論是人大還是政協(xié)的開幕式、閉幕式,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會出席,由此看到黨和國家對“兩會”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視程度。用政治學的術語講,這種做法實際就是一種憲法慣例。
我一直主張一個國家的民主模式必須適合這個國家的國情。是否適合國情是有判斷標準的,這就是這個民主模式對經濟發(fā)展的作用如何?對社會穩(wěn)定的作用如何?老百姓的滿意度如何?我國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社會保持長期穩(wěn)定、老百姓安居樂業(yè)的現狀和基本面,已經對此做出了判斷。
至于說到媒體應如何向世界講述我們的“兩會”變化與民主進程的關系,我認為,這幾年媒體的傳播、監(jiān)督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前兩年報道有的政協(xié)委員缺席會議的情況,就引起了社會高度反響,現在委員缺席政協(xié)會議的現象很少了。
還有我很贊成馬振崗大使所說的,媒體應盡量創(chuàng)造或引薦外國記者與政協(xié)委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樣可以實現更近距離的傳播與溝通。
除此之外,我認為我們在傳播“兩會”制度建設問題上,也要不斷放大我們自己的聲音,比如:
要細致并有說服力地向世界講清楚我們的“兩會”是干什么的?
要讓他們理解中國老百姓為何一到這些日子就會鎖定相關的電視節(jié)目?
要告訴世界,我們?yōu)楹我扇∵@樣的社會制度?
要告訴人家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本身與世界民主潮流的關聯?我們不拒絕批評,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地表達,我們同樣是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推動者。
由此說明:世界各國的民主形式不應該是一種模式,五彩繽紛、互為映照,這個世界才豐富多彩,才可以說: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們是自由呼吸著民主空氣的。我們還要用鮮活的事例告訴別人,我們以“兩會”為顯著標志的政治制度不是與世界民主發(fā)展趨勢相悖的。在世界大家庭中,中國是和諧世界的建設者,也是積極的推動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責編:吳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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