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厘清學科概念的基礎上，提出構建傳播學學科的三種因素――知識，體制和社會文化實踐，進而參照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分析傳播學研究應落在實用傳播研究、普遍傳播研究和哲學研究三個層面，傳播學學科應轉向背負理論和實踐的雙重任務，成為一門實用性的學科，
　　關鍵詞　傳播學　學科建構　取向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以來，吸引了國人及諸多學者各方位、多層次的不同興趣和探討。然而，我國的傳播研究先是引進、介紹西方的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聞傳播的研究與媒介的運用。雖然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就倡導要建立我國的傳播學體系，對于傳播學的學科建設、范式革命、學派劃分、理論解析等問題的研究也是百家爭鳴，但適合我國國情的傳播學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來，從而極大地制約了傳播學在其他領域內的研究與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因此，亟須對傳播學學科建構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為進一步建立我國傳播學的完整體系和今后的發(fā)展取向做出積極而有效的準備。
　　我們認為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建構和取向研究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強調要對“學科”本身進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為只有考察傳播學是否具備成為一門學科的機制和條件，使其獲得學術上的正當地位才能對其進行更為準確的定位。其次應參照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和取向，從而對傳播學學科提供可鑒模式，使傳播學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統(tǒng)性、創(chuàng)新應變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學科內容和體制有所界定的基礎上，聯(lián)系社會實踐的內容和中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不斷地完善學科本身，在實踐的語境中生發(fā)出多元的研究視角，獲得學術領域和公眾的一致認同，使傳播學學科完成向“承擔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實用性學科”的轉向。
　　
　　一、傳播學學科建構探究
　　
　　學科一詞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標準解釋之一是指所有知識或學問。也可指掌握某一門學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質，或培養(yǎng)這些品質的培訓和教育過程。實際上，學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變的知識范疇上的，而是在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中不斷產生、發(fā)展、轉型和消亡的。根據美國學者Robert T，Craig的觀點，有關學科的建構和合法化的有說服力的證據可以在知識、體制和社會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識方面包括古代經典和現(xiàn)代作品、理論、問題、分析模式等等；體制方而包括大學、系部、專業(yè)機構、資助單位、出版商、圖書館、數據庫及相關的分類表；社會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個社會層面習俗影響的行為。因此，學科的聲音來源于其實力――其學科權威――來源于跟整個社會對話的共鳴(與諸多文化習俗和信仰相關)，也來源于其知識的獨特性、發(fā)展速度及其在現(xiàn)有體制中的牢固地位。總之學科體現(xiàn)了體制、知識和文化資源的復雜整合；也調節(jié)這三者以各種方式爭奪名份的緊張氣氛。
　　我們從學科建構的這三個方面來考察傳播學。首先在知識層面上，作為五花八門的資源整合體的傳播學，它也以獨特的方式參與到學科問的對話。應該說，每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基礎或者說中心。如心理學是以個體為中心的調整，社會學與合法的社會秩序相關，分析哲學建立在科學方法上，經濟學需要市場理性等等。那么，現(xiàn)代以來建構的學科――傳播學。試圖在沒有中心的世界中實現(xiàn)共同決策，通過對基本身份、社會秩序、知識和政策的認識協(xié)商，使得整個世界更加愉快地運轉。顯然，人類問題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難，不同角度之間的協(xié)調，這便是傳播問題。傳播的問題是多元社會的問題，匯聚了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從不同層面探討，特別是在進入信息化高速發(fā)展的社會以后，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也被納入到這一領域之中，也由此成為了眾說紛紜的傳播學源頭。與此同時，傳播學者們把傳播學視角跟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等其他學科區(qū)分開來了，將傳播學與這些學科的對話最終被內化成傳播研究中的社會學視角、心理學視角、語言學，符號學視角及其他視角，而不是簡單的移花接木或抄襲已有學科的知識。由此我們就可以說傳播學科能整合知識的傳統(tǒng)來研究人類的關鍵――傳播問題，這就足以說明傳播學科有一個清楚的關注點，在知識的層面上具備了一門獨立學科的資源。
　　一門學問是否能成為一門學科，取決于前沿機構對該學科在體制上的認同，這其中也包括國際研究群體的出現(xiàn)，是否具有專業(yè)協(xié)會和雜志等等。然而在中國，傳播學的體制建設從一開始就屢受挫折，直到1997年國家教委將新聞傳播學確定為一級學科，但這并未給中國的傳播學帶來多少顯赫學術地位。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學下面的二級學科，發(fā)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靶侣剛鞑�學”這個概念限定了這樣的現(xiàn)實：傳播學研究與新聞學研究呈現(xiàn)出一種“膠著的狀態(tài)”――“傳播學研究對象的新聞學化，因而導致傳播學教育相應的新聞學化或大眾傳播學化”。近年來“一級發(fā)展論”的呼聲不斷高漲，即傳播學包含新聞學成為一級學科主張言論。持這類看法的學者認為從學科體系來說，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信息傳播行為與現(xiàn)象的大系統(tǒng)，而新聞學嚴格來說，只是這個大系統(tǒng)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此外還有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等子系統(tǒng)。應該說，國家教委已明確新聞傳播學為一級學科，而傳播學國際化交流趨勢的漸漲，專業(yè)化的學術期刊的出現(xiàn)，使傳播學已經具備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體制基礎。只是這一體制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還受限于與新聞領域的厘清，也包括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水平與趨勢的約束。
　　雖然體制、知識對學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撐學科及組成學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對象的首要因素是社會文化實踐內容。如果文化因素解體了，再成熟的學科也將不復存在。正如科學所體現(xiàn)的探索精神、不懼傳統(tǒng)與權威并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的勇氣，如果在一個無法培養(yǎng)此種價值觀和信念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里，它是難于生存的。要解釋傳播學學科的來源，主要應從“傳播是文化實踐的一種”來考量，正是因為在對文化實踐進行重構，傳播學才能更具有知識的生命力和體制的延續(xù)性。傳播學從我們熟悉的社會傳播問題中產生，一種普遍的文化觀點認為人際的、組織的及社會的問題都是由于失敗的傳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過成功的傳播來得以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傳播學的形成過程就像一堆鐵屑吸附在一塊磁性極強的社會文化磁鐵周圍。正如陳衛(wèi)星提到：“傳播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技術等關系之中的世界，探討人們的觀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間的關系，而這不能脫離改造這些現(xiàn)實維度的形式和組織�！薄Ｒ虼�，傳播的觀念和具體的文化情景息息相關，因此也就成為一門實用性極強的學科。實用性學科不斷引起關注是因為它在談到一些實踐問題時被公認為是有效的，譬如盡管傳播學是從西方引入的。但我們顯然可以從中國古文化的諸多資料中找到傳播的源頭，而現(xiàn)實的中國也面臨著跨文化交流等諸多問題。
　　判定學科存在的知識、體制以及文化實踐三種因素密不 可分。我們要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建構，必須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發(fā)展。由此，二十一世紀傳播學的最高發(fā)展目標，就是完成“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傳播學轉向。中國傳播學要積極納入新的視角，補充新的知識但要避免泛化、邊緣化的研究傾向；要在體制上更加明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在機構設置、協(xié)會組織、專業(yè)刊物上要與“新聞”分家，強調傳播學學科發(fā)展的獨立性；要著力解決中國現(xiàn)階段文化實踐當中出現(xiàn)的問題，使得學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價值觀進入到實踐領域，不僅吸引著學者們和體制資源，更激發(fā)公眾不斷增長的興趣和認同。今天，傳播學作為解決“人類交流問題”已經獲得一種普遍性，正是由于這種普遍性，傳播學的領域迅速滲透到文學、史學、藝術、宗教等領域，以致出現(xiàn)了文學傳播學、歷史傳播學、藝術傳播學、宗教傳播學甚至在更高的哲學層面上的符號傳播學或文化傳播學。這就要求我們急需對傳播學今后的研究取向進行考察。
　　
　　二、傳播學研究取向考察
　　
　　傳播學研究取向與學科定位息息相關，亦是建立在傳播學的知識、體制以及文化實踐基礎之上。正是因為現(xiàn)階段傳播學學科定位缺失，造成了傳播學研究取向出現(xiàn)了三大問題。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統(tǒng)的普遍理論支持，如施拉姆所言，“傳播學仍舊沒有發(fā)展出一個系統(tǒng)的中心理論，讓傳播研究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科”。以致他后來又感嘆說：“傳播研究這一領域與其說是一門有名有實的學科，還不如說是各路學者來去匆匆的一個集會場所”。實際上，系統(tǒng)科學、心理學理論或是符號學理論也好，經驗主義或是批判主義范式也好，都應當把它們整合起來，形成構建傳播學學科的理論體系。其次是缺乏學科的創(chuàng)新和應變能力，急需實用性的理論指導。盡管時代的傳播形態(tài)早已超出了半個世紀前的狀態(tài)，然而傳播學先驅們所創(chuàng)建的理論框架依然束縛著我們的思維，傳播學要獲得新生，就必須適應社會形態(tài)的轉變，并在實踐中不斷的解決新問題。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學層面上對傳播的本質和根源進行考究，如符號學、語言學、思維學等對深化傳播理論、理解“元傳播”都有很大的幫助。
　　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決傳播學研究中出現(xiàn)的這三大問題，我們不妨對比下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17世紀以來，科學在西歐的迅猛發(fā)展，這是科學家和普通百姓之間產生共鳴、新興科學與當時大文化背景互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的世界觀逐漸演變成“常識”。要把傳播的觀念帶人整個社會當中，我們應當通過把握傳播的層次來認清傳播學今后的發(fā)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學中處于理論和研究的第一層次是自然現(xiàn)象本身。與之相應，處于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第一層次是在實踐當中的人類和社會問題。在第二層次中，科學家從事常規(guī)科學的研究并解決與一般理論相關的問題。與之相應，在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第二層次，理論家們從某種傳播風格實踐中發(fā)現(xiàn)指導行為和批評的具體風格理論。自然科學的第三層次是對常規(guī)科學進行哲學與歷史的研究，以求發(fā)現(xiàn)它的發(fā)展演變、理論構成和價值內涵。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傳播的理論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傳播研究的第三層次只類似于科學研究的第二層次，也就是說，在第三層次研究傳播風格的學者對應與在常規(guī)科學第二層次的科學家。在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第三層次中，從事研究的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而這在傳播理論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層次才能發(fā)生。
　　’我們將傳播研究與科學研究進行對比，目的在于使我們更為直觀地看出傳播研究在層次上的特殊性。傳播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研究可以被認為分別是實用傳播理論和普遍傳播理論研究。傳播學是在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實踐基礎之上發(fā)展起來的，它的學科建構與實踐背景緊密聯(lián)系，這使得它產生出實用傳播理論并指導公眾和社會組織。實用傳播理論包括了在傳播實踐中產生的可操作法則――從原始的個體傳播發(fā)展到人群之中的傳播，又發(fā)展到以媒介為中介的人與機器的傳播。實用傳播理論隨著時代情境和文化實踐而不斷變化，大體可以涵蓋在公眾傳播、關系傳播、信息傳播等領域之內而可以看作是實踐研究，譬如采訪學、編輯學、節(jié)目制作方法、談判學、公共關系等等。普遍傳播理論體現(xiàn)出在實踐基礎上對傳播研究的綜合視角，如新聞學、修辭學、大眾傳播學、人際傳播學等等。有學者認為這其中亦包括一個由五個部分組成的傳播理論模型，結構――功能理論、認知和行為理論、相互作用理論、闡釋理論和批評理論。這五個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學科的既有傳統(tǒng)如系統(tǒng)科學、心理學等等，將它們的研究視角納入到傳播的知識之內并組成一定的傳播理論模型，這在學科建構上為傳播學提供了穩(wěn)定而豐富的知識資源，從而也將較為零散的實用理論整合化、系統(tǒng)化，而第四個層次就是哲學層面的研究，如語言學、符號學等它們都是傳播的基礎，能夠揭示傳播的本質。
　　我們認為，將傳播學進行層次劃分為實用傳播、普遍傳播和哲學研究三個層面有利于解決傳播研究的無系統(tǒng)性、缺乏創(chuàng)新和反思的問題。實用傳播層面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教訓，激發(fā)公眾及組織的興趣與熱情，在人類現(xiàn)實交流層面上指導并解決由于新的社會形態(tài)帶來的新問題，并把傳播學的學科內容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拓展；普遍傳播層面上汲取其他學科的養(yǎng)分。在為傳播學不斷輸送資源形成獨特視角，進而整合成為一個適用的學科理論核心，獲得學術界和公眾的認同和共鳴；最后，在哲學層面上夯實學科的基礎，并進行不斷地反思，解決傳播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解決在微觀層面上傳播本質的問題。
　　
　　三、結語
　　
　　正因為中國傳播學學科建構及研究取向上還存在諸多含混和錯亂，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認為“傳播學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一大批號稱與實踐相連的偽學術也紛紛出現(xiàn)，所謂的傳播學研究越搞越大，正如陳力丹先生所言：“現(xiàn)在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中有一種不好的現(xiàn)象，原有范疇的研究發(fā)展很緩慢，但許多邊緣領域卻在不斷地擴張，如果能夠研究出扎實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創(chuàng)新的不多。
　　本文的目的正是在于厘清這些混亂。我們認為在中國傳播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學科，與學科建構的三個因素(知識、體制和社會文化)十分相關。傳播學在知識上融匯貫通，在體制上獨立自主，在文化實踐中檢驗西方傳播理論的成果，或使之適宜中國傳播情境�；虬l(fā)展中國本土的傳播思想，使傳播學學科定位在“承擔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實用性上。而在研究取向上，無論是實用傳播研究，還是普遍傳播研究以及哲學層次上的傳播研究，都使得人類習得更豐富的傳播技能，總結更系統(tǒng)科學的傳播理論，成為實踐的重要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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