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人卻制造了“九•一八” 　　一些日本人當時有“中國和日本其實是命運一體”的感覺，覺得如果有色人種的強國只有一個日本的話，肯定不是西方列強的對手。
　　說起日本的普通人，應該再繼續(xù)細分一下：普通日本民眾，和一些有“追求”的普通日本人。
　　為什么這么說？對于普通的日本人來說，辛亥革命成功給他們帶來的唯一變化就是以前稱呼中國為“清國”，辛亥革命成功后，改稱中國為“支那”。1913年日本政府下文，稱以后無論中國政體發(fā)生怎樣的變化，一律統(tǒng)稱中國為“支那”。
　　對中國人的侮辱性稱呼“支那豬”，在1911年以前的日本民間也不是主流。日本著名漢學家白鳥庫吉在1908年發(fā)表的《關于清韓人的國民性》中，討論中國國民性特征時還很善意，例如：白鳥庫吉認為中國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貴族的和階級的”，是保守的而不是進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實際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獨尊主義的。
　　事實上，1911年以前，普通日本人對于中國的惡感除了甲午戰(zhàn)爭時期之外，更多還是來自中國留日學生自己。
　　曾兩次留學日本的民國著名小說家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在《留東外史》上的記錄，可讓我們清楚看到20世紀初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基本狀況：
　　“原來我國的人，現在日本的，雖有一萬多，然除了公使館各職員，及各省經理員外，大約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公費或自費在這里實心求學的；第二種是將著資本在這里經商的；第三種是使著國家公費，在這里也不經商，也不求學，專一講嫖經，談食譜的；第四種是二次革命失敗，亡命來的。第一種與第二種，每日有一定的功課職業(yè)，不能自由行動。第三種既安心虛費著國家公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種種風流趣話演了出來。――近日的亡命客，則反其事了。凡來這里的，多半有卷來的款項，人數較前清時又多了幾倍。人數既多，就賢愚雜出，每日里豐衣足食。而初次來日本的，不解日語，又強欲出頭領略各種新鮮滋味，或分贓起訴，或吃醋揮拳。丑事曾見報端，惡聲時來耳里�！�
　　而著名反清革命家陳天華在《絕命書》里不得不承認：“近觀吾國同學，有為之士甚多，可疵可指之處亦不少。以東瀛為終南捷徑者，目的在于求利祿，而不在于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于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
　　除了對中國留日學生觀感不好以外，可以說這個時期普通日本人對辛亥革命的關注，不會比現在中國普通民眾對利比亞局勢的關注更多。
　　而對于另一部分盡管普通、但是心懷天下的日本人來說，辛亥革命無疑是令人歡欣鼓舞的。許多日本志士很早就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對反清革命作出了貢獻。這些直接參與到中國革命中的日本人我們先不談，來看看那些根本與辛亥革命毫無關系，但又對中國抱有莫名感情的日本人怎么看辛亥革命。
　　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企圖分裂中國東三省的主謀是日本關東軍的參謀石原莞爾。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時，22歲的石原莞爾正好剛從士官學校畢業(yè)，駐扎在朝鮮春川。武昌起義成功、中華民國建立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他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撥兵帶到一個山上去，然后對天鳴槍，領著這些士兵流淚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支那革命萬歲”等口號。
　　可以說石原莞爾這種反應代表了當時一大群身在中下層，卻心懷天下的普通日本人的想法。他們和犬養(yǎng)毅、頭山滿這些完全明白日本支持中國革命是為了什么的高層不一樣。他們只是在進化論泛濫的當時，心里有“中國和日本其實是命運一體”的感覺，并且覺得如果有色人種只有一個日本的話，那么肯定不是西方列強的對手，說不定也會被西方吞并、消滅掉，如果中國也和日本一樣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個依靠這種質樸的情感在里面。
　　其實無論是日本民眾，又或者像石原莞爾這樣有些“小追求”的普通日本人，他們對中國的好感也罷，期待也罷，在20世紀上半葉流行“弱肉強食”、“媚強凌弱”的國際交往規(guī)則下、在中國分崩離析的國勢下很快就煙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則是歧視和貪婪。
　　“國家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這個兵痞……總而一句話就是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國家�！辈坏绞�年，那個曾經為辛亥革命成功而流淚、而高呼萬歲的石原莞爾就如此評價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然后再過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20年后，他策劃了“九•一八”事變。
　　抽文：除了對中國留日學生觀感不好以外，可以說這個時期普通日本人對辛亥革命的關注，不會比現在中國普通民眾對利比亞局勢的關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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