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是我媽，美國是我丈夫，你說我該向著誰?”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國籍，但中國如何看待這些“嫁出去的女兒”，卻還是一個難以作出的選擇。 　　“我剛看完60年國慶的閱兵式，溫哥華華語電視臺轉(zhuǎn)播的，”加籍華人劉洋(化名)女士興奮地對記者說，“太棒了!太震撼了!臺唱團一唱那些老歌，我就掉眼淚了。讓老外看看，我們天安門廣場有多宏大、多氣派!瞧瞧那些參加閱兵的小伙子，多帥呀!真是覺得我們祖國強大了!不好意思，太激動了，有點語無倫次�！�
　　在采訪海外華人的時候，記者每每聽到這樣的“語無倫次”。對于60年國慶，受訪的幾位外籍華人無不興奮不已。但是，劉女士們不知道，按照一些網(wǎng)友的觀點，中國的60年國慶，已經(jīng)不是劉女士們的“國”慶了。甚至有偏激的觀點認為，既然加入了外國籍，就放棄了愛中國的權利。
　　近年來，中國向海外移民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各界名人加人外國籍的也不乏其人。影后鞏俐的新加坡國籍，“皇阿瑪”張鐵林“入英國籍，做更好的中國人”的言論……關于“國籍”與“愛國”的討論從來沒有平息過。國慶之前，一份題為“《建國大業(yè)》主演們的國籍”的帖子在各大網(wǎng)站流傳，又把這一話題推到了風口浪尖。一時之間，明星們“零片酬，為母親祝壽”的宣傳，遭到大批網(wǎng)友質(zhì)疑。
　　話題發(fā)酵后，部分被點名的明星紛紛出來回應：陳凱歌表示自己只有美國長久居住權并不曾也不會改國籍，許睛通過經(jīng)紀人否認日本國籍一說，鄔君梅則稱：“國籍、護照只是個符號，‘我是中國人’這個事實改變不了�！�
　　《北京晚報》隨即刊登了許鴻升撰寫的《改國籍改不了中國心?那你還改國籍干什么?》一文，可見明星們的解釋并不能消減人們的質(zhì)疑。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于國家，于個人呢，國籍到底意味著什么?
　　
　　找不到主管部門的問題
　　
　　我國國籍制度的基本原則是血統(tǒng)主義為主兼顧出生地主義，不承認雙重國籍。1955年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與印尼外長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從此奠定了我國單一國籍制度的基調(diào)。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九條，加入外國籍的中國人自動喪失中國國籍。上文所述的明星們和本文涉及到的外籍華人在法律層面上確已和中國不再有任何聯(lián)系。
　　雖然法律有明文，但關于國籍制度的不同聲音卻也時有耳聞。1999年，陳鐸等12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出《關于撤銷‘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規(guī)定的建議》，2005年民建中央在政協(xié)會議上也提出過承認雙重國籍的提案。雖然建議最終沒有被采納，卻在學界和社會上引起過很多爭論。
　　呼吁雙重國籍的聲音都來自于政協(xié)，但政協(xié)的相關人員卻說，政協(xié)只是個建言機構，既沒有執(zhí)行權也沒有立法權，對此問題不便評論。而曾經(jīng)提出過議案的民建中央也以工作人員更換為由，不愿作出更多解釋說明。原以為最有發(fā)言權的僑辦，也以“不便回答”來回應有關“國籍”的問題。
　　在歐美國家，比如美國，如果你要探討移民和國籍的問題，人們會毫不猶豫地給你指出一個采訪方向――移民局。而記者在采訪中卻發(fā)現(xiàn)。在中國政府機構中很難找到類似的一個主管單位。
　　比如，出入中國國境，或在境內(nèi)以合法身份居住停留，首先要與一個部門打交道―一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記者屢次聯(lián)系出入境管理部門，都未能得到采訪的機會。負責人員表示，出入境管理局只是執(zhí)行機構，沒有立法權，也不便對現(xiàn)行《國籍法》或者出入境法規(guī)發(fā)表評論，至于法規(guī)細則，可以從出入境管理局網(wǎng)站上自行查閱。
　　《國籍法》雖為憲法的一部分，卻與外交干系重大�，F(xiàn)行國籍制度的起源即與外交背景有關。但熟悉外交部工作流程的易宓化名，也不認為外交部是國籍問題的主管部門，充其量是‘重要的執(zhí)行部門之一’。他解釋說：“中國并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國際化程度并不高，甚至說很低，所以國籍和移民問題在外交部的工作中是次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就不存在類似西方國家的移民局之類的機構，但凡涉及人籍等問題，都是幾個部門會簽共同解決�！�
　　受訪的幾個部門都表示，相較于國際化程度比較深的國家，我國輸入、輸出的移民數(shù)量都不算大，國籍問題只是關系到“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這一小部分人的需求，顯然還沒有足夠大到可以為其單獨設立主管部門。
　　
　　個人選擇的權利
　　
　　中國人的海外移民，有據(jù)可查最早可以上溯到元代，海洋貿(mào)易，帶動了中國在印度洋附近的移民。明朝中葉開始，雖然時有海禁，都沒能阻斷中國人走出去的步伐。清末民初，華僑遍布各個大洲，逐漸成為支持中國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海外移民重新興旺，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統(tǒng)計，2007年中國海外移民的數(shù)量達到3500萬人，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群體。
　　“我是1990年出國的，那時我在央視工作，月工資也不過72元，一個月臺里發(fā)4張澡票，去臺里的公共浴池洗澡。我出國的目的簡單而直白：過上好日子，不用去公共浴池洗澡。就跟農(nóng)民工到城里找工作一樣，都是為了挖掘自身的潛力，尋找更好的機會，改善生存狀態(tài)�！爆F(xiàn)定居美國的Masha說。
　　發(fā)達國家看似不可企及的優(yōu)越的物質(zhì)生活，在那個年代吸引了無數(shù)像Masha一樣的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她，做過保姆，賣過東西，做過美甲師，最后在中文學校找到了教師的位置。對于“洋插隊”一代，外國籍是辛勞一生換來的最終安定。“現(xiàn)在每次從國外回來，拿著美國護照，海關工作人員也會熱情地說一句：‘Welcome home!’感覺挺溫暖的，不像拿綠卡時那樣問東問西的刁難你。我覺得終于有了歸屬感�！�
　　Masha的朋友Stanley告訴記者，他們中很多人當年出國都不是用移民身份，有的是用留學簽證，有些是用工作或商務簽證。由于身份的限制，他們在找工作、租房子上沒少受歧視，更不用說來自移民局的種種麻煩�！拔倚�誓入籍的時候，什么都沒想，就覺得松了口氣，終于不用再為身份的事發(fā)愁了”。Stnley說。
　　劉洋女士移民的時候已經(jīng)是2005年，她與丈夫申請了加拿大的技術移民，從到國外的那一天起就是有著移民身份，享受著除政治權利以外的各種公民權利。但是，她卻覺得加入外國籍是一種個人犧牲：“我的孩子還沒成年，我入籍之后她才能入籍。我就是為了孩子才移民的。放棄了事業(yè)、家人、朋友。犧牲很大，日子過得很寂寞，但是我不后悔。”
　　“我女兒在這里長大，活潑、自信，有時間去參加她喜歡的各種社交活動和興趣班。在國內(nèi)她不可能是這樣。天天為了考大學，上補習班、做習題，沒有任何個人生活。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有尖子才能考上那幾所重點大學。我是這么過的，我哥哥姐姐的小孩也是這么過的，我不想我女兒也這樣�！� 劉女士說。
　　對于在富裕環(huán)境下長大的Jessica，國籍則是一個關于生活理念的選擇。Jessica在加拿大留學8年，曾是同學中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對于移民―直很抵觸�？闪钊艘馔獾氖牵�在回國兩年，結婚生子之后，Jesslica突然以移民身份回到了加拿大。
　　這個轉(zhuǎn)變的起因是在中國國內(nèi)遇到的一件事：有一天Jesslca和一個朋友開車瞎轉(zhuǎn)，轉(zhuǎn)到看他個還沒完工的別墅區(qū)，出于好奇就在門口的保安那里登了記進去看看。他們正在工地上轉(zhuǎn)的時候，來了個老頭，上來就質(zhì)問：“干什么的?哪個單位的?”
　　“我看他態(tài)度不好，就也沒好氣，和他嗆了幾句。結果他招呼來十幾個人，把我們圍在中間，就這么把我們給扣押了。后來是我老公來，點頭哈腰地賠了半天不是，才把我們領回去。”Jessica說，“不講理的人哪個國家都有，可是讓我覺得害怕的是家里人的態(tài)度。他們?nèi)�都�?shù)落我的不是，說什么‘沒打你就不錯了’。好像對這種私自扣押的事司空見慣，這可是在深圳，我們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也會有這種不安全感!”
　　懷孕生孩子期間，Jessica又經(jīng)受了一次“國情教育”，經(jīng)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別信醫(yī)生，他為了錢會騙你剖腹”，“買進口奶粉，國產(chǎn)的有毒”，“月嫂不可靠，還有月嫂拐走小孩的呢”�！拔矣X得國內(nèi)有信任危機，我不想讓孩子在信任危機里長大，所以我回來了�！彼�說。
　　無論是選擇更好的物質(zhì)生活、開放的教育制度，還是選擇自己喜歡的社會文化。“人人有權享有國籍。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的權利。”這是寫在《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五條的內(nèi)容。一向反對雙重國籍制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李旺，也希望中國考慮允許18歲以下的華人華僑后代保留雙重國籍，讓他們在成人之后對國籍作出自己的選擇，以便更好地保護“個人選擇的權利”。
　　
　　國家的利益和負擔
　　
　　然而國籍，又從來不是個單純的個人選擇問題，而往往要與國家戰(zhàn)略及外交策略掛鉤。舊中國的第一部國籍法一一《大清國籍條例》于清宣統(tǒng)元年即公元1909年頒布。促進國籍法產(chǎn)生的動因是中荷之間對于荷屬東印度殖民地(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僑民的爭奪。
　　世界各國的國籍法一般依循兩種原則：血統(tǒng)主義，即不論出生在何地，子女均可獲得父母一方或兩方的國籍。屬地主義，即無論父母是哪國人，只要出生在該國的領土內(nèi)，即自動獲得該國國籍。荷蘭及大多數(shù)西方國家都奉行屬地主義國籍制，對于這些擁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言，屬地主義顯然更有利于他們爭奪大量人力資源。
　　《大清國籍條例》則針鋒相對地依循了血統(tǒng)主義，把當時大批海外僑民明確地劃歸在天國治下，而剝奪了殖民地宗主國對華僑的控制權。不甘示弱的荷蘭在該《條例》頒布一個月后，公布了屬地主義為基礎的“荷屬東印度籍民條例”。海外華人就在兩個帝國的外交角力中被動地擁有了雙重國籍，也為以后政治上的種種不便和矛盾埋下了隱患。
　　在人才競爭激烈的今天，移民問題又與各國的人才策略聯(lián)系在一起了口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提到，海外移民的最大負面影響是人才流失。據(jù)統(tǒng)計，我國專業(yè)人才移民海外的已經(jīng)超過30萬人，北京大學有些科系移居海外的學生占比高達76％。民建中央2005年提出的承認雙重國籍的議案，其中重要理由也是防止全球化下的人才流失，吸引海外華人回國工作、創(chuàng)業(yè)。
　　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宗瓦承認，即便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國留學的人數(shù)依舊有增無減，其中出國接受碩博教育的高層次人才更是增長迅速。這個趨勢可以從參加GRE考試(北美國家通行的研究院入學考試)人數(shù)的增幅看出來。但是宗瓦并不認同“人才流失”一說。
　　“我更愿意叫這種現(xiàn)象‘人才流動’而不是單純的‘流失’。雖然出國的專業(yè)人才多了，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留學生回國的人數(shù)也在增加。而且就算他們移民了，加入其他國籍了，也不見得就‘流失’了。他們往往都在和國內(nèi)的機構合作這樣那樣的科研項目，還在為中國的發(fā)展做貢獻，”宗瓦向記者表示。
　　李旺也不認為承認雙重國籍是個有效的人才戰(zhàn)略：“承認雙重國籍只是吸引海外華人回國的方法之一，而且未必見得是最有效的方法�！彼�認為，在當前情況下對國籍法的基礎進行修改難度非常大，比較可行的是放寬永久居留權的申請，并且提供華僑一定的福利，比如醫(yī)保、子女就學等等。“但這也要以國情為準，我們本國公民的很多基本權利還沒有完全得到保障，現(xiàn)在給外籍華人提供這些，還不大可能�！�
　　一些西方國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都不同程度上開放技術移民，以吸引外國人才。但各國國內(nèi)都不乏對這一制度有效性提出質(zhì)疑。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由于國內(nèi)行業(yè)工會設置的壁壘，技術移民并不能真正發(fā)揮其專業(yè)才能，反而在移民以后轉(zhuǎn)行從事低端服務業(yè)，有些甚至需要依靠社會福利為生。
　　國籍問題也常常帶來社會負擔問題。2006年夏，加拿大政府斥資千萬加元，撤離，滯留黎巴嫩的1.5萬名加籍公民。這些加籍公民多數(shù)為黎巴嫩裔，不少人已經(jīng)多年沒有入境加拿大了。很多人認為久居海外的加籍公民既沒有為加國提供人力貢獻也不一定照章納稅，卻享受公民福利，成為了加國的“負擔”。這一事件幾乎動搖了加拿大奉行30年之久的雙重國籍制度。
　　
　　政治屋頂
　　
　　張先生一家投資移民加拿大7年了，由于大部分生意還在中國，在太太和兒子取得加國國籍多年后，張先生還是遲遲不愿加入加拿大籍。甚至因為工作繁忙很難擠出時間在加國長時間居住，張先生一度連加拿大楓葉卡(永久居留權)也想要放棄，但他在澳大利亞海關的一次經(jīng)歷卻改變了他的想法。
　　“我在澳大利亞有幾個朋友，想著能不能和他們一起做點什么項目，那段時間就老跑澳大利亞。有一回我在他們機場海關辦理入境手續(xù)的時候，有個海關的人就招呼我，把我單獨叫到一個小房間里。他繃著臉，氣氛很不好，好像審犯人_樣，問我為什么老來澳大利亞。我當時特生氣，我給你們送錢來，怎么著?你們還不樂意了?”今天說起此事，還能聽出張先生的憤憤不平。
　　“我英文又不好，怎么也解釋不清楚，就這么讓他們關了4個小時，連口水都沒給喝。后來我無意中一摸褲兜，發(fā)現(xiàn)自己帶著加拿大的楓葉卡呢。我把這小卡片往桌上一拍，用中文問他，‘我有這個，能入境了吧?’那移民官立馬換了副嘴臉，笑咪咪的，特客氣，就請我入境了�！敝链藦埾壬�發(fā)現(xiàn)了加籍身份的實質(zhì)好處。
　　對于張先生這樣的商務人士和經(jīng)常出外拍戲宣傳的明星們，一個發(fā)達國家的國籍，無異于一份國際旅游的便利符號。
　　但是國籍并不僅僅是一個旅游證件。參加國慶閱兵的“女民兵”張元元因為具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權一度引起爭議，10月底訪華的新加坡資政吳作棟認為“她報效祖國沒有 錯”，但是也指出“如果成為新加坡公民，當然不能參加其他國家的閱兵”。誠如鄔君梅所說，國籍不過是個符號，可是這個符號卻是意義重大，并非有些人理解的那樣只是“更綠的綠卡”。國籍是一個人的政治屋頂，是一個人屬于某一國家的國民資格，也是其履行公民義務和享受公民權利的資格。一個人“頭頂兩片天”，固然可以左右逢源，但也帶來這樣的疑問：“你要向哪個國家效忠?”
　　在李旺看來，這正是國內(nèi)法學界普遍反對雙重或者多重國籍制度的原因�！叭绻�出現(xiàn)了雙重國籍，這個人要對哪個國家忠誠呢?是不是兩邊都要盡義務，兩邊都要享受權利?會不會有沖突?兩個國家如果在敵對或戰(zhàn)爭狀態(tài)，這個人就比較麻煩，他在一個國家做了一些事，可能另一個國家就會視他為叛國。從我們中國學者的觀念來講，單一國籍是最理想的狀態(tài)�！�
　　“我們國家實行單一國籍制就是因為建國初期，東南亞國家懷疑我們利用華人搞些不利于當?shù)卣�府的事情。這和極左時期奉行‘輸出革命’的政策有關，但其影響現(xiàn)在還有�！币族嫡f，“所以單一國籍使華人更安全。他們的政治身份單一化，更簡單、明了，省去不少不必要的麻煩。”
　　對于即將加入加拿大籍的張先生，麻煩才剛要開始�！艾F(xiàn)在在我名下注冊了三家公司，我要是變成外國人了，公司的執(zhí)照還得換，就該算外資了吧?我也沒學習過外資公司該是怎么交稅，這都得學習一下吧?”對于變換“政治屋頂”后的連鎖反應，張先生一時還無法適應，“還有，我用了幾十年的那個身份證就得收繳了，原來上的醫(yī)療保險什么的也沒了，最要命的是，我還老得跑到國外去拿中國簽證，比拿著楓葉卡的時候跑得還勤。”
　　
　　情感家園
　　
　　“從司法角度講，一旦加入了外國國籍就自動喪失了中國國籍。對于外籍華人，就不該再指責他們愛不愛國，對中國忠不忠誠之類的。他們對中國忠誠，就對國籍國不忠誠了。一些公民的權利、義務，他們都沒有了和他們沒關系了。”李旺對網(wǎng)友熱議的明星國籍問題做出了理性的回應。
　　而對于身在其中的海外華人，國籍與愛國，是很難用理性解釋的問題。
　　“祖國在我心中的位置從來也沒改變過，血管里流的還是中國人的血，跳動著的還是一顆中國心，依然是愛吃中餐的胃。在美國國旗面前發(fā)誓的時候，也一點兒沒覺得自己叛國，”談起這個話題，Masha就不免激動。
　　“要是美、中打起來我向著誰?這樣的問題怎么回答都有錯，”Masha打了個比方，“祖國是我媽，美國是我丈夫，你說我該向著誰?這種情況最好別發(fā)生。真發(fā)生了……要不還是先救媽吧，不然我丈夫也得罵我不肖，救了他我可能也不落好�！�
　　正在等待人籍宣誓的Jessica有點凄涼地說：“我想我唱著加拿大國歌，對著人家的國旗宣誓的時候，我肯定受不了。中國就是不允許有雙國籍，要是允許，誰也不愿意放棄中國國籍。我們都是‘被放棄’中國籍的。聽說越來越多人想恢復中國籍了，但是特別復雜，很難辦�！�
　　保留一顆中國心，這是許多海外華人覺得理所當然的選擇。但是，把這個龐大的海外群體放在怎樣的位置，這恐怕是我國政府和國內(nèi)社會取合不定的難題。這些人到底是沒有關系的外國人?還是全球化時代下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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