軼事之外的辜鴻銘

陳平原

對于文人學者來說，沒有軼事可供傳誦，是一大遺憾。因為，幾句雋語或一件雅事，其影響可能遠遠超過苦心經營的專門著述。反過來，軼事太多，同樣也是一大遺憾。因為，大眾樂于品味并傳播軼事，無暇閱讀著作，更不要說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對而言，后者或許更可悲。書齋里的著述，雖說不被大眾所贊賞，畢竟還有召喚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軼事，由于被過度消費，甚至成了閱讀的巨大障礙——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辜鴻銘。

近代以來的讀書人，對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語言能力，還有諸多妙語，比如辮子、茶壺、三寸金蓮等，不乏拍案叫絕者�？梢痪洹拔膲�怪杰”，就基本上將其“消費”掉了。對于奇談怪論，“寬容大度”的國人歷來的態(tài)度是：可以欣賞，但不必當真。這么一來，名滿天下的辜鴻銘，其實沒有多少及真正的聽眾。辜氏晚年自稱京城一景，想來不無凄清落寞的感覺。滿城爭說辜鴻銘，這與西山看紅葉或動物園里欣賞“國寶”大熊貓，差別不是太大。對于觀賞者來說，有幾人關心“觀賞對象”的喜怒哀樂？

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寫作，這也妨礙國人的真正了解，造成這種尷尬的局面。直到近兩年，作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漸浮出海面。這種公眾閱讀興趣的轉移，很大程度應歸功于辜氏著述中譯本的陸續(xù)問世。國人對于辜氏的關注，開始超越“軼事”，轉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歐美介紹中國文化，辜氏前有陳季同，后有林語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劍客”，都是福建人——盡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國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陳季同，但沒有涉及其名滿歐洲的《中國人自畫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語堂30年代之喜歡談論辜氏軼事，以及《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之追摹《中國人的精神》，足證辜、林之間的文化因緣。

辜鴻銘的學術生涯，以嚴厲批評西方漢學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滿民族歧視與文化偏見，其次則是缺乏對于中國人“文學和哲學原則”的整體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議型”著述，最著名的莫過于1901年結集的《尊王篇》。譴責列強的對華政策，與此同時，為中國政府以及中華文明辯護。為了批駁列強作為侵略依據(jù)的“黃禍說”，辜氏重新分辨“文明與野蠻”：生活水平只是構成文明的條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義，在于培養(yǎng)彬彬有禮悠然自在的有教養(yǎng)者。黃種文明有其同樣值得驕傲的存在價值。

隨著危機的緩解，辜氏對于中華文明的評價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以后，辜氏的立論更是由“爭平等”轉為“救世界”。借用《中國人的精神·導論》中一句話:“實際上，我的確相信，歐洲人民于這場大戰(zhàn)之后，將在中國這兒，找到解決戰(zhàn)后文明難題的鑰匙�！�

　由辯護者轉為傳道者，辜鴻銘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贊美、推銷儒家文化。不同于漢學家之注重枝節(jié)問題，辜氏以能“識大體”自傲。文章雖不長，卻可以牽涉中西政體、法律、宗教、語言、文學等大題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較，學識外，更需要悟性、直覺以及整體把握能力。辜氏在這方面，確有所長。比如，關于儒家不是宗教卻又扮演宗教職能、關于漢語簡潔且適合于傳情、以及“真正的中國人”擁有童心與智慧，故“永遠有一種帶詩意的寧靜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狀態(tài)”等，都并非無稽之談。只是將這種對于理想中國的贊美，轉化成為現(xiàn)實生存處境（包括小腳、辮子、太監(jiān)、八股、納妾等）辯護，則難避“自大”、“昏庸”之譏。

如何面對處于強勢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個20世紀中國讀書人都必須思考的問題。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議西方的“傲慢與偏見”，超越具體的歷史語境，探討中國文化的內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讀者，可見此命題的嚴肅性。不過，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議最多，其“重新出土”面臨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語言（用英語寫作）的障礙，更重要的是其文體及論述策略。辜氏為人為文，語不驚人死不休，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采用箴言體、筆記體寫作，可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不必論證，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氣勢而不是邏輯或學識取勝。常被論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對于其時國人的西學水平而言。至于“國學”，更非辜氏所長。這就難怪“五四”以后，隨著大批留學生歸國以及專門研究機構的成立，辜氏隨意性很強的中西比較，不再被學界所贊賞。

相對于辜氏在國內的政治活動，我更欣賞其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功績。除了《論語》、《中庸》的英譯，《中國人的精神》（英）、《吶喊》（德）、《辜鴻銘論集》（日）等的出版，畢竟為國外讀者提供了與漢學家和傳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中國”。在西方語境下談論中國文化，自然是希望借東方文化補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對這一論述策略不理解，無論是贊賞還是批判，我以為都是不得要領的。這種讀者的鎖定，決定了辜氏對東方文化的評價，必然與以改造中國、解決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為己任的知識者大相徑庭。或者說，后者主要面對“現(xiàn)實的中國”，而前者談論的則是“理想的中國”。在我看來，只要不越界發(fā)揮，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說，當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鋒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談辜氏，不該只限于“軼事”，更有“精神”必須認真對待。（節(jié)選自《中華讀書報》）

19、軼事之外，作者講述了辜鴻銘哪些方面的情況?請根據(jù)文本概括。(4分)

20、辜鴻銘一直以來不被真正理解的原因是什么?請根據(jù)文本回答。(5分)

21、文章結尾說“談辜氏，不該只限于‘軼事’，更有‘精神’必須認真對待�！惫鉴欍懹心男�“精神”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請結合文本說明。(6分)

19．（1）辜鴻銘的學術生涯（著述）和思想；（2）辜鴻銘不被理解，受到非議，尷尬的現(xiàn)實處境；（3）辜鴻銘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功績。（1點2分，2點3分，3點4分）

20．（1）國人對于文人軼事持久不衰的強烈興趣；（2）辜鴻銘的著述大都用英文寫作；（3）辜鴻銘采用的文體及論述策略。采用箴言體和筆記體寫作，論述策略上不求論證，只求奇警；（4）辜鴻銘不擅長“國學”卻又隨意地將中西文明進行比較。（1點1分，2點3分，3點5分）

21．（1）對強勢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辜氏敢于批駁譴責，為中化文明進行辯護，如辜氏的《尊王篇》；（2）辜氏對中華文明充滿信心，贊美儒家文化，如辜氏確信戰(zhàn)后的歐洲人民能夠在中國這兒找到解決戰(zhàn)后文明難題的鑰匙等；（3）辜氏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為國外讀者提供了與漢學家和傳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中國”。（每點2分，共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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